科举制，作为古代最先进的人才选拔制度，一直是古代社会中优秀人才的聚集地，在这样千军万马中杀出来的进士们，个个都不是一般人，如此优质的钻石王老五当然引得各家长辈们纷纷使出浑身解数，钓一个金龟婿就赚大发了。

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

宋代的时候，有一个新及第的年轻举人，相貌堂堂，举止不凡，为一权势之家看中。揭榜之日，权势之家便派出十多个壮丁将青年簇拥至其家，该青年无奈，只好被裹挟着前往。不多时，一位着高官袍服的人来到青年面前，问道：“我只有一个女儿，长得并不丑陋，愿意嫁与公子为妻，不知可否？”此青年深深鞠了一躬，推辞道：“我出身寒微，如能高攀，固然是件幸事，要不您等我回家和妻子商量一下再说，如何？”围观众人见状哄堂大笑，随即散去。

还有一个叫韩南的人，刚考中了进士，很快便有人来向他提亲，问到他的年龄时，他苦笑地作了一首绝句：“读尽文书一百担，老来方得一青衫。媒人却问余年纪，四十年前三十三。”其回答不可谓不幽默。这位韩南老先生在73岁的高龄仍会有绣球抛来，真是莫大的讽刺。

在宋代，这样的“榜下捉婿”的例子不胜枚举。所谓“榜下捉婿”，即在发榜之日各地富绅们全家出动，争相挑选登第士子做女婿，那情景简直就是抢，坊间便称其“捉婿”，宋人笔记对“榜下捉婿”多有涉及。一些富人为攀新科进士为婿，每每不惜重金，堪称人文史上奇观了。朱彧《萍州可谈》卷一载：“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以铒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

刚直不屈的正直进士

“捉婿”者中还不乏当朝高官。宋真宗时河北人范令孙登甲科，宰相王旦就把他招为女婿。有位新科进士叫高清，品学平平，宰相寇准却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他，寇女死后，另一位宰相李沆又将女儿为他续弦，时人称这些幸运儿为“天子门生宰相婿”。

当然，及第士人中也有不媚权势者，宋高宗时著名的“六贼”之一的奸相蔡京就在“榜下捉婿”时遭挫：他欲把女儿嫁给新科进士河南人傅察，傅婉拒，令蔡京大不快。宋仁宗时，颇得仁宗宠爱的张贵妃的叔父张尧佐看中了刚及第的冯京，就派人把他拖到家中，欲嫁小女于他，并冒称是皇帝的旨意，还摆出了丰厚的嫁妆，而冯京只是“笑不视，力辞”。“六贼”中的另一位朱勔在洪皓等待第三轮考试——殿试时就要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他，洪皓谢绝了他。登第后，朱勔再次向洪皓请婚，而且送给他大量的钱财，并许以显官，不过洪皓依旧是坚决拒绝了这门婚事。

法律规定的高收入高待遇

宋代为何会出现“榜下捉婿” 的婚配奇观，且这样的奇观还屡屡上演？

这得从宋代文官地位说起。

在唐代，士人取得功名后还要经过考试合格才有资格担任官职，到了宋代，只要是进士五甲以上就可直接授官，而且升迁的速度和级别之高也是其他途径入仕的人所比不了的。司马光与苏轼的恩师陈襄就曾在他的《仙居劝学文》里这样写道：“今天子三年一选士，虽山野贫贱之家所生子弟，苟有文学，必赐科名，身享富贵，家门光宠，户无徭役，休荫子弟，岂不为盛事？”

宋朝是中国科举制度最完善的时代，考试取士为朝廷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科举胜出者名利双收待遇丰厚，致使人们把赶考走仕途作为人生奋斗的终极目标，一旦金榜题名，那娶富豪家千金的“洞房花烛”也就马上接踵而至了。

宋太祖时就有“不杀文臣”的条训与崇文抑武的国策，以后的宋代历任统治者都一以贯之，导致无论从物质还是精神意义上来说，宋朝都堪称文人士大夫如鱼得水的时代。他们多出身于庶族寒素之家，全凭个人奋斗才突破逆境，跻身于统治集团成员之列。现代有很多文人都很向往宋朝，比如大名鼎鼎的武侠大师金庸先生与学者余秋雨等。

宋代的文官官俸高，接受的赏赐也重。不仅如此，还可以荫及家人，差科全免，成为社会上享有特权的“官户”阶层。而这些待遇，在宋朝的相关法律文件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可谓是法律保障的高收入、高待遇。

连宋真宗赵恒都都有些眼红，在诗中表达了这层意思：“富家不用卖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诞生于宋代的一组神童诗：“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君看为宰相，必用读书人”。“莫道儒冠误，诗书不负人;达而相天下，穷则善其身”。更是将读书博取功名赢得远大前途渲染得淋漓尽致。

宋代的高级官员中，科举出身者占了压倒优势。就拿北宋时期的正、副宰相来说，科举出身的人就占到了90%以上，南宋比例更高。当时评价一个家族兴盛与否，有无美好的未来，其中关键的一条就是看其有几人登科或几个女子嫁给士子。这样，金榜题名的士人自然就成了豪富之家择婿的首选，屡屡上演“榜下捉婿”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大宋官位毕竟有限，经不起天下人争抢，只有佼佼者才有望胜出。

这便造就了众多未婚大龄青年乃至大龄壮年。这也影响了大宋的女士们，“女怕嫁错郎”，既然做官的吃香，大家闺秀们便挤破头争当“官夫人”，于是出现宋朝特有的“榜下捉婿”怪圈。宋人把“择婿”说成“捉婿”，又戏称为“脔婿”，“脔”乃肉块，可谓比喻形象，又颇带讽刺意味。

捉的不只是女婿，更有家族的前途

虽然前一个“钻石王老五”的标准是主要的，但是其背后的原因也是不容忽视的。

因为在古代社会中，女性出嫁不仅仅是一个家庭走进另一个家庭，也不仅仅是个人角色从女儿到妻子的转变，她还肩负着更重要的使命，那就是担当联系两个家族的纽带。这一作用在当时人眼中是被重视的。宋代也不例外。

因而为女儿选择理想的婚配对象常常是使父母伤脑筋的大事。不过，所谓的理想对象既不是女儿的个人意愿，也不是从女儿的角度来考虑的，而是父母主要是父亲从维系、发展家族的角度来考虑的。

基于这个角度，古代社会中的婚姻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两个家族未来的休戚与共，由此产生的一些包办婚姻，从客观的来说，还是有他存在的道理的。

婚姻不只是财产的结合

“榜下捉婿”其实也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即宋代的婚姻观念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从魏晋南北朝、隋至唐中期，由于门阀制度盛行，婚姻对象的选择是有着严格的门第限制的。

到唐中后期门开始衰落，经历五代，到宋代，门第观念已经淡薄。因为个人才能和钱财，而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则与宋代高度发展的经济、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

因而，对于宋代此种婚姻观念的评价应该辩证地看，较之前代的门第婚而言，宋代的婚姻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历史的进步，不过对于后世的论财婚而言也可谓是一种滥觞，对今天因《婚姻法》新解释而产生的“经济婚姻学”更是一大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