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从洛阳抵达陕西临潼，目的在于“镇摄”东北军，争取陕甘“剿共”战争的最后胜利。临别之际，蒋不忘电告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可调高射炮密运百灵庙防卫日军，“以后出击部队，应特别注重对战车之防御战术与捕获方法”。一个多月前，蒋介石曾经进驻临潼，指示各部加紧“进剿”，张学良对此表现得很不耐烦，强烈要求调赴绥远抗日前线，甚至表示若再不允许抗日，今后对东北军的统率驭使，“必增困难”。蒋介石事先得到一些情报，张学良、杨虎城可能“不稳”，但考虑到“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决心再赴陕西。行前，蒋介石调升正在太原、宁夏居间协调绥远抗战的陈诚为军政部常务次长，嘱其迳行入陕。7日，陈诚到达临潼，详细报告了赴晋绥之经过，以及阎锡山、傅作义的绥东抗日作战方案，随后即往西安与张学良晤面。
听完绥远战事的部署情况，张学良不以为然：“中央之对绥远，乃系政治作用，非有诚意抗日，如诚意抗日，应即联俄容共。”陈诚当即列举了国防上的种种准备工作，并且信誓旦旦地说：“一至适当时机，即决然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作真面目的战争，至于联俄容共，其事决不简单。”张学良没有兴趣讨论抗日准备的细节问题，反而取笑陈诚“真是委员长的忠实信徒”。第二天，张学良再度来找陈诚，“自述其抗日之决心，与容共之把握”，同时发泄心中苦闷：“可惜委座不采纳我的主张，而且左右亦多不抗日之人，近来屡次对我严辞责备，即使我的老子，我也受不了。”(《陈诚先生回忆录——六十自述》，第194页。)
陈诚当日赴杨虎城晚宴，宴毕又赴东北友人密约，得知“东北军不稳”，“有不利企图”的消息。9日清晨，陈诚急忙赶至临潼报信，蒋介石不为所动，反而指示多与东北军将领正面接触，释义中央政策。东北告密人有言在先，“不愿任何人知其名”，陈诚或许也是将信将疑，所以也没有坚持己见。终于，枪声划破了广袤旷远的关中大地。12日清晨，同时住在西京招待所的南京军政大员们被集中到大厅等候确切消息。旋即东北军送来张学良、杨虎城“兵谏”号外，这才知道出了大事。午后，张学良亲自登门“压惊”，见面即说对不起，“这不是对人的问题，是对事的问题”。陈诚质问：“对人本无问题，余自投身革命，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绝无顾虑。至于对事，则试问你此种举动，究将何以善其后？委座身系国家民族之安危，设有差池，又将何以对天下后世？”张学良态度坚决地回答说：“我发动此举的用意，计有八项主张，业已通电全国，兄等之名亦已列入，稍待即可送来一阅。你我不必客气，要争要闹，仍同平时一样。”13日，张学良再找陈诚交换看法，结果仍是“安内攘外”和“联俄抗日”的剧烈交锋。此后连续数日，张学良每天不同时间必至西京招待所，向软禁中的军政大员传递事件进展，并与陈诚讨论政府改组等问题。24、25日，张学良均未出现，陈诚猜测大概是与宋子文等会商忙碌。翌日，杨虎城来道歉，始知事件和平解决，张学良已经释放蒋介石，一起飞回南京。
1949年1月，代总统李宗仁为了促成国共和谈，决定释放张学良。李宗仁致电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张汉卿兄现在台省，希就近转知监视人员，先恢复自由，仁并拟约其来京一晤。”陈诚颇为赞同，打电报给下野的蒋介石：“职以为汉卿之于今日，释之无关重要，久羁适足为累，但惜处置较迟耳。为此，似可听其释放。”27日，蒋介石复电：“如有命令到台省释放张学良，似可暂不置复。否则可以并不知张学良何在，以此事省府向不过问之意复之。”
走笔至此，相信读者很想知道当年告密之东北友人究竟是谁？新近出版的《陈诚先生日记》有了答案。1961年12月11日，陈诚记曰：“刘翰东对国家、对领袖之忠诚，双十二事变我得先获悉，即渠痛哭告我，并说他为国家、领袖而告密，等于出卖长官，但不愿我使任何人知其名，明天即为二十五年前之双十二，因有感，故志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