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一生勤俭自持是出了名的,他也没有像其他官员一样染上官宦习气,平日的饮食起居,一直遵守着寒素的家风。这种“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的人,在清代是寥寥无几的,用民间俗语来形容,他是一个不会混世的主儿。

从《曾国藩家书》中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他不惑之年官居二品时,还是罗锅上树——钱缺,家庭开支捉襟见肘,月月见底,手头拮据,并且还欠了一屁股的外债,这在“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清代倒是有点另类。今天给大家分析一下欠债背后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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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不惑之年时,可以称得上一个名副其实的债奴,就是想回老家看看老母亲,也是因为手头较紧而未成行。道光三十年(1850年)时他40岁,在写给家人的信中称:“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账将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需数百,甚难措办。”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是一分钱急死英雄汉,曾国藩为难之窘情,不堪言表。探一次家就这么难,常回家看看更是南柯一梦。

虽然他已是礼部右侍郎兼署兵部左侍郎,可高官并没有给他减压,这些债务依然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可以说,他的不惑之年是在生活窘境中度过的。咸丰二年(1852年)他42岁,得母讣闻,(本文由天天爱养生网整理发布),回籍奔丧,他在家书中说:“我出京时,将一切家事,面托毛寄云年伯,均蒙慨许。此时遭此大变,尔往叩求寄云伯筹划一切,必能俯允。现在京寓银钱,分毫无出,家眷回南路费,人口太多,计须四五百金,求寄云年伯张罗。”老母亲去世了,回家吊孝时,口袋里一分钱也拿不出来,置办丧事还要求别人帮忙,他似乎已到了砸锅卖铁、举步维艰的地步了。

回家奔丧途中,他在九江耽搁两日,收到江西省城奠金(份子钱)1000两,手握沉甸甸的银子,第一支出欲望就是还债,他拿出300两托人捎回京城还债,剩下700两,以200余两在省城还账,带400余两至家办葬事。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当时他的脑子里就只剩下两个字:还债。

不管怎么说,曾国藩身为清朝京城高官而债台高筑,总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件,造成他家庭财政出现严重赤字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他月月花光薪俸、家里债台高筑的一个最关键原因,是他的薪情差、不想贪、反哺家、应酬多。不惑之年的他,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四个弟弟。作为儿子,他是孝顺的,他每年都要从京城给家里的父母寄去很多生活用品。作为长兄,他是如父的,对家人关怀备至,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另外,官场的应酬,家族的婚丧嫁娶,父母的生日酒席,都是曾家财政开支的重大压力,可所有这些又是他乐于办的事。手头紧时向外借些银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咸丰二年(1852年)以后,在曾国藩的家书中已很少再提到借钱的事了,主要的原因是,曾国荃等几个弟弟都已长大成人,事业有成,家里光景日益看好,他不需要再为钱的事发愁了。

不惑之年的曾国藩,虽居高位,但债台高筑,深究其因,不得不让人重新认识一下这个“曾剃头”,他虽然有杀人如麻的可恶之处,但也有高雅脱俗的为人之道,他节衣缩食为自己,乐善好施想别人,这也许是他可爱的另一面吧。对于曾国藩这个人,毛泽东的“独服”、蒋介石的推崇,除了其治国之策外,应该还暗藏崇尚他的处世之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