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一生政绩显著，一代明君开创了大清的盛世。晚年的康熙主要精力都用在调和皇子争储上，而“太平盛世”之下，却滋生了政宽事省的思想，由此在朝野内外的官僚队伍中，虚诈、迎合、粉饰、浮夸等腐败之风严重泛滥。

这种官场风气严重威胁着“盛世”的存亡，于是，惩治腐败、整顿官场吏治的重担就落到了雍正帝的肩上。

在清朝的额官场上，流行这样一种陋习，各省文武官员刚刚到任时，几乎都是极力地表明当地的吏治如何糟糕，等过了几个月，就一定奏报说，通过雷厉风行的整顿，情况已经好转，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绩。

对于此类奏报，雍正毫不客气地指出：“只可信一半”。对大臣奏折中的浮夸成分，雍正都会进行尖锐的批评。浮夸粉饰，在有关雨雪水旱农业收成的奏章中问题尤其突出。对此类失真奏报，雍正每每透过夸夸其谈的文字游戏挤出其中的水份。

雍正二年，河南巡抚石文焯奏报说，全身各州县的蝗虫灾害已经扑灭十之八九。雍正通过查问河南的其他官员，察觉到石文焯的奏报不是实情，于是尖锐的批评石文焯说：如果不是你在欺骗皇上，就是你本人被下属欺骗了。

为了断绝官场上的上下欺瞒互骗，雍正帝反复提醒内外大员，凡事要躬亲办理，不可轻信属员。

在康熙晚年，朝中大员的官僚习气已经相当严重，对皇帝指令商议的事件，文武大臣们往往一味附和，很难看到直言详议、据理力争的场面。雍正即位不久就颁发谕旨，严厉整顿此风。

为彻底改变这种习气，雍正帝将议事大臣分为三班，凡遇应议之事，分头酌议，每人都拿出自己的意见，最后，如果所议意见一致，就照这一意见定稿启奏;若是意见不一致，则由诸位大臣另行商议。

雍正帝试图建立一种分班议事制度，让议者必有所言，不得不言，从而使投机者失去附和的机会。善于搞迎合把戏的朝臣，在雍正帝那里往往自讨没趣。

对于朝臣奏折中肉麻的称颂和不着边际的套话，雍正帝十分反感，每有这类奏折送到面前，必遭严厉痛斥。

借用好年景来称赞皇上的圣德，是乖巧臣工的又一迎合花样，雍正帝再三告诫内外百官不要做迎合虚文。在中国古代社会，大臣自称“庸陋”、“愚昧”往往被看做是谦恭的美德，雍正却认为这是官员虚伪不实，推卸责任的搪塞之词。

看到雍正帝严惩贪污受贿的官员，有人为了迎合皇上，故作廉洁姿态，竟连正常的俸禄工资也不要了，想以此换取美名再升高官。对此，雍正很不以为然。他指出：凡事有个度，哪有饿着肚子办差的道理，只要不欺不隐，不在分外谋财贪利，就是好官，沽名钓誉，乃居官之大患。

实心任事，是雍正帝对内外百官的根本要求。雍正三年，在给江苏巡抚张楷的一条谕旨中，雍正谈到：为官者要有所作为，唯以实心行实政，重公忘私，将国事如身事办理。对安徽按察使祖秉圭的一件谢恩折，雍正更是直言训导，要他做实在好官。

除此之外，雍正还未文武百官树立起了“公忠诚勤，实心任事”的楷模。他所赏识的几位重臣，如田文镜、鄂尔泰、李卫等，都是以直言不讳、据实办事而得到特殊的信任和格外擢用的。

田文镜受宠而不迎合，凡事直言，很被雍正看重。深得雍正信任的浙江总督李卫，以严猛著称，他不苟同于官场积习，勇于任事，不徇私情，不避权贵，得罪了不少大官。这些被得罪的人联名向雍正告状，雍正却说李卫是刚正之人，他操守廉洁，实心任事。

从雍正帝在很多奏折的批语上，我们可以发现，“实心”在两个字出现的频率极高，可以说，雍正的的确确是一个实在人，从被他赏识的重臣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雍正着手提倡务实的良苦用心。也可以这么说，雍正治国别无他法，惟有“务实”这一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