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三国演义》的叙述而言，官渡之战这个桥段并不如赤壁之战写得精彩，但其中的胜败原因，特别是双方主要领导人的驭臣之术及其产生的迥异后果，足以让我们不必亲历刀光剑影，也能从中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尽管当时后世学人多有总结，唯其“多有总结”，才更值得我们去重视。那么，袁绍为何会输？他到底输在哪儿？
1、不懂因时乘势，错失良机。
在权术设计中，应当充分考虑社会、政治、经济、人文等诸多环境因素，也只有这样，权术才能得到真正的实施。这个不难理解吧？好比百姓深受洪涝之苦，政府乘机启动水利项目，民众自然不会反对。这就叫因时乘势。袁绍的败因，正始于不懂得这一点。官渡之战前，曹操兵发徐州攻刘备，田丰建议袁绍偷袭许昌，这无疑是个非常正确的策略，但袁绍以儿子生病为由加以拒绝。等曹操回师，奇袭许都的时机已失，袁绍却开始兴师动众讨伐曹操了。田丰通过分析双方兵力部署优劣，认为曹军粮食不足，建议用持久战跟曹操拼消耗，袁绍又不予采纳，还把田丰关了起来。
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总感觉袁绍不是个正常人，用现在的时髦词儿来形容，属“自愿精神病”.诸葛亮在《隆中对》里曾提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这个评价太客气了。诸葛所谓的“人谋”，当指战略、智慧而言。袁绍手下不缺智囊，许攸、郭图、审配、逢纪、田丰、沮授等，都是有名的智士。可是外脑再多又有何用？领导不懂变通，一意孤行，跟神经病似的，焉能不惨败！
2、轻忽作用目标，输于沟通。
权术的作用目标是人，正确的沟通方式是第一位的。当袁绍南下，曹操曾聚集文武商议对策，孔融和荀彧之间的一段论辩特别引人注目。孔融：“袁绍势大，不可与战，只可与和。”荀彧曰：“袁绍无用之人，何必议和？”孔融：“袁绍士广民强。其部下如许攸、郭图、审配、逢纪皆智谋之士;田丰、沮授皆忠臣也……何谓绍为无用之人乎？”荀彧笑曰：“……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智，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无用：此数人者，势不相容，必生内变……纵有百万，何足道哉！”孔融默然。
荀彧原来就是从袁绍阵营投奔过来的，对袁营的情况最了解。其后袁绍阵营发生的一连串内讧，果然验证了他的判断：田丰在大战前因直言忠谏被下狱，最终受逢纪谗言而死;审配在军情紧急之际，将许攸子侄收捕下狱，逼许攸临阵叛逃曹营;郭图用谗言逼走了袁绍手下大将张合与高览。实际上，战事相持到十月，曹营已经绝粮，必须向后方的许昌紧急求援。但许攸一反叛，向曹操献计火烧乌巢，整个战局随之翻盘，急转直下。这是官渡之战胜败的关键所在。
3、激励乏术，输在德行。
权术中的激励机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一句话可以动人心，让人死心塌地效命驱驰。而善于包容，则是领导权术里的德行体现(注意，并非个人德行)，舍人小过，图己大业，鼓掌之中，才有南面之尊。所谓厚德者，治道也。在官渡之战桥段里，有几个情节值得提出来说说。关羽杀了颜良，沮授稍加挑拨，袁绍便迁怒于刘备：“汝弟斩吾爱将，汝必通谋，留尔何用？”待刘备一番巧言解释，袁绍反过来又责备沮授：“误听汝言，险杀好人。”作为一个领导人，批评下属不该是这样的，刘备到底是个外人，怎么可以当着外人的面让下属难看？权术不是冷冰冰的东西，其中的理智与情感因素很重要的。也难怪沮授一出来就叹曰：“上盈其志，下务其功;悠悠黄河，吾其济乎！”遂托疾不出议事。
等到关羽杀了文丑，郭图、审配又站出来质疑刘备的“佯推不知”，袁绍又大怒要杀刘备。当刘备为活命提出愿意让关羽来辅佐袁绍时，袁绍的表现再次让我大跌眼镜。他先喝退左右(郭图、审配等人)：“玄德之言是也，汝等几使我受害贤之名”，后又大喜曰：“吾得云长，胜颜良、文丑十倍矣！”这两句话，前者伤谋士之心，后者失将士之心，权术使用之想当然、领导德行彰显之凉薄，已然到了极致。可以说，袁绍的领导形象，此时轰然倒塌。
而曹操恰恰相反，他不光依“事功”来奖罚，且能重赏提反对意见的人。207年，曹操不理曹洪等人的劝谏，出塞远征乌桓部族。结果虽取胜，却也吃了不少苦头。回到基地后，他便赏赐曾劝阻过他的人，承认自己只是侥幸成功，不足为法，希望大家不要因意见不被采纳而不敢建言。意见不被采纳都能得到奖赏，因此大家都能勇于提案，也不必相互妒忌。久而久之，曹营中一旦形成决议，就再没有第二种声音或阳奉阴违，而能向一致的目标去努力。不能不承认，曹操是个能让追随者愉悦工作的领导人，靠的正是激励机制与领导德行，这是驭人最基本的两个要素。
而袁绍则差得远了，假设一下，如果他能认识到这一点，稍加实践，那么官渡之战的结局，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可能都要改写了。权术如用兵，兵无常势，贵在应变。要因势利导，随机应变，才能够成就大业。领导人对待下属或民众，要适时酌情的予以安抚，在讲明原则、制度和法律之后，不妨推己及人，多重民情，情真意切，民心必归。不是吗？官爱民，民桓爱之。这才是维稳致胜的大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