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广真的是一位暴君么？从种种史料来看，杨广以上为就急功冒进，无论做什么事都很急。他为什么这么急呢？
众所周知，隋朝末年，门阀横行。这些世家明面上是杨广的助力，但他们给杨广的压力更大，他需要证明自己是个好皇帝，所以他选择了开运河征高丽。这样的目的是将全国的力量都集中在这些地方，以有利于大量消耗这些门阀的有生力量，如果当时东征成功，他一定会挟大胜之余威处理掉那些世家门阀。然而事与愿违，历史是留给胜利者书写的。下面就让小编带大家看看关系到隋朝命脉的杨广东征是如何失败的吧。
隋炀帝杨广(569年-618年4月11日)，一名英，小字阿摐，华阴人(今陕西华阴)，隋文帝杨坚与文献皇后独孤伽罗次子，隋朝第二位皇帝。生于大兴，开皇元年(581年)立为晋王，开皇二十年(600年)十一月立为太子，仁寿四年(604年)七月继位。在位期间开创科举制度，修隋朝大运河，营建东都、迁都洛阳，对后世颇有影响，然而频繁的发动战争，如亲征吐谷浑，三征高句丽，加之滥用民力，致使民变频起。造成天下大乱，直接导致了隋朝的覆亡。大业十四年(618年)，骁果军在江都发动兵变，杨广被叛军缢杀。
一般而言，皇帝御驾亲征，理应具有攻则必胜、战则必克的战斗力。吊诡的是，应该发生的事情从未发生。隋炀帝三征高丽，不仅损兵折将，而且终因穷兵黩武引发内乱，以至于江山易主。唐太宗以盛世雄兵东征高丽，却坐困于“东瀛小夷”，不得已班师而还。讽刺的是，庸碌无为的唐高宗李治，竟然成功征服高丽，而李治，恰恰没有御驾亲征。英明之君，亲征而败;庸碌之主，放权反胜。这里面藏着什么玄机？
公元611年，隋炀帝以高丽王“藩礼破阙”，决定备兵讨之，化“蛮夷之乡”为“冠带之境”。次年，天下雄兵如期集结，这时，隋炀帝问后来官至太史令的庾质对战局的看法。庾质说战之必胜，但是只有一条，皇帝不能亲征。隋炀帝闻之不悦，悻悻地说，你要是害怕，自可留此。遂决意亲征。
庾质担心的事情，果然马上就发生了。大军进渡辽水，围辽东城。隋炀帝临战下了两道诏书，一曰“凡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毋庸专擅”，相当于夺了将军的兵权，违背了“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统兵原则;一曰“高丽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这是摆高姿态，我王者之师，吊民伐罪，非为杀戮。
两道诏书铸就了高丽人的护身符：隋军如攻城甚急，高丽人就宣称投降，诸将便不再进攻，先驰奏炀帝，等诏令传来，城中守御也重新搭建完备，再度抵御隋军进攻。如此循环往复，隋军无论如何攻不下辽东城，隋炀帝始终不悟。结果，最初九军度辽，凡三十万众，班师回朝时只剩下二千七百人，损失惨重。
隋炀帝败在他的过度干预，他把自己的触角渗透到每一个角落，将军们噤若寒蝉、动辄请示，不能随机应变、便宜从事，又怎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适应瞬息万变的形势？隋炀帝把自己的干预视为胜利的关键，实际上却是失败的渊薮。公元644年，唐太宗率大军亲征高丽，眼看就要直抵平壤城下，不料大军在安市这个地方受阻，一时无法前行。这时有高丽俘虏进谏说，安市人顾惜其家，未易猝拔，乌骨城守将垂老，不能坚守，不如移兵进攻乌骨城，朝至夕克，其他小城，必然望风投诚，然后收其钱粮，鼓行而前，直指平壤。这本是曲线救国的一招妙计，诸将也欣然同意。
唐太宗将从之，长孙无忌独曰，“天子亲征，异于诸将，不可乘危侥幸。”您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怎么能做出乘人之危这样令人不齿的事情呢？一番道德说教，唐太宗遂放弃曲线救国，并力攻城。结果，安市久攻不下，屯兵日久，粮食将尽，而早寒、草枯水冻，将士多不适应，于是不得已铩羽而归。唐太宗败在他的道德洁癖：既然是天子征伐，就应该有天子气度、皇家风范，然而，“兵者，诡道也，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也”，哪里有那么多光明正大、器宇轩昂？阴谋诡计是没有道德属性的，所以马基雅维利才比喻说，君王应该兼具狮子的凶残和狐狸的狡诈。
在隋炀帝首次东征56年之后、唐太宗首次东征24年之后，唐高宗李治居于深宫、遥定高丽。当时唐高宗“欲自将大军”，皇后武则天不同意亲征高丽，唐高宗遂罢亲征。
御驾亲征是否一定导致失败？从史料来看，这样的例子的确很多。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写道，“苻坚不自将以犯晋，则不大溃以启鲜卑之速叛;窦建德不自将以救洛，则不被擒而两败以俱亡;完颜亮不自将以窥江，则不挫于采石，而国内立君以行弑”，基于此，王夫之得到结论，“天子讨而不伐”。
当然，御驾亲征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失败的例子仅仅像显影机制一样，呈现出御驾亲征的某些弊病。对领导者而言，如果给下级干预太多，甚至大包大揽，权力向上面集中，责任向下面分散，下级就会跟隋炀帝手下的将军一样，一切唯上、失去自主，结果反而没有效率。“讨而不伐”是一种胸襟，更是一种智慧。老子曰，无为而无不为，不争而天下莫能与之争。谁知有时候，亲为反而无为，无为反而有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