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王宠惠：为中华民族赢得尊严的杰出外交家

引言

1958年，77岁的王宠惠在宝岛台湾辞世。50年过去了，仍有很多中国人对他念念不忘，因为他为中国近现代法学界、外交界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中国近代第一张大学文凭的获得者、国民政府第一法学家、中国第一位海牙国际法庭法官。1943年在中英美三国举行的开罗会议上，王宠惠的据理力争使得“满洲、台湾、澎湖列岛应归还中国”写进《开罗宣言》。他被誉为“中国近代法政精英第一人”。

凭借着深厚的法学功底和睿智的外交思维，满腔爱国热情的王宠惠常常能在外交舞台上为中华民族赢得尊严。1943年，王宠惠代表国民政府出席中、美、英三国召开的开罗会议时，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中国捍卫主权的决心。

王宠惠的故乡——王屋，地处东莞市虎门镇中心，在商业氛围浓厚的闹市里，王屋的门面依旧保持着古色古香的味道。

欲寻觅王宠惠的踪迹，必先经过王屋冠忠大道。这条颇有霸气的大道虽然不宽，却暗含着另一层含义，这里曾经走出过很有分量的人物。

王宠惠——中国近代第一张大学文凭的获得者、国民政府第一法学家、中国第一位海牙法庭法官……对这个不在王屋出生，不在王屋常住，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留在王屋的王屋人，王屋居民说起其头衔时却如数家珍，不时流露出骄傲的表情，让记者颇为惊讶。

在王屋居民小组办公室里，记者找到了谜底。为了让后人不忘却祖辈的光辉史迹，虎门镇博涌社区和王屋居民小组集资出版了《王宠惠与中华民国》，发放到每家每户。这本书记录了王宠惠生平以及在政界、学界、外交界的傲人成绩，是不少居民珍藏的宝贝。翻开这本厚厚的人物传记，王宠惠的形象跃然纸上，他为历史所做出的贡献一幕幕呈现在眼前……

中国获大学文凭第一人

1881年，祖籍东莞虎门镇王屋乡的王宠惠在香港出生。幼年虽入读圣保罗学校学习英文，但父亲王煜初要求其学习《论语》、《孟子》等经典论著，从小学贯中西为其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895年，清政府在天津设立北洋大学堂(现天津大学)，在全国招考学员，王宠惠在港报名参加了这次考试，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为法科学生。

时光荏苒，1900年的正月二十六日，这是北洋大学第一届毕业生王宠惠毕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以北洋大学第一名最优等生的身份，领到了考凭(即文凭)，那年他19岁。他手上捧着的不是一张普通的大学文凭，是我国有据可查的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这张弥足珍贵的文凭书有“钦字第壹号”。文凭正文开头书有“钦差大臣办理北洋通商事务直隶总督部堂裕为……”文凭内有对北洋大学的简介、对学生的介绍和鉴定、学生所学课程等内容，另外还写有文凭获得者王宠惠的曾祖父、祖父、父亲的姓名。

作为我国第一所新型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王宠惠获颁的是“钦字第壹号”文凭，因此他所持的文凭被认定为我国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2005年9月，天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古瑶曾率队赴台湾寻找文凭原件。他说“王宠惠是天津大学的骄傲，直到今天，在校园里提起王宠惠，仍旧无人不知。找到这张文凭是天津大学一直以来的心愿。”遗憾的是，王宠惠之子王大闳称完全不记得见过这张文凭，特别从上海举家迁往台湾时，大批物品留在上海老屋。王宠惠的孙子和孙女曾整理过爷爷的遗物，他们还保留着爷爷撰写的书籍《困学斋文存》，这本书中就有王宠惠获得的中国近代第一张大学文凭的照片。

知遇孙中山投身政坛

说起王宠惠的一生，不得不提的一个人物就是孙中山。无论是王宠惠留学海外还是涉足政坛，孙中山都扮演着提携人的角色。孙中山与王宠惠的父亲王煜初私交甚笃，王宠惠孩童时，孙中山在他家旁边的雅丽氏医院附属的西医书院习医，常常与王煜初研讨革命理想。孙中山与王家的感情之深，从以下事件可见一斑：1895年广州重阳起义失败后，为逃避清吏缉捕，孙中山逃到广州王宅。期间王宠惠的哥哥王宠勋举行婚宴，孙中山冒险前往祝贺。酒席还没结束，清廷官吏突然入屋索人，待王家人发觉时，孙中山早已离去。

1901年，再次与孙中山见面，王宠惠已在东京留学攻读政法专业。留学日本期间，王宠惠与秦力山等人创办《国民报》，孙中山鼎力支持，还接济其经费。1904年，王宠惠在耶鲁大学学习时，又与正在美国旧金山宣传中国革命的孙中山相见，期间还发生了一个标志性事件，王宠惠协助孙中山起草了《中国问题之真解决》，阐明中国革命势在必行，呼吁外国人支持革命，推翻清朝统治，标志着王宠惠正式走上革命的道路。

学而优则仕。1911年，而立之年的王宠惠初涉政坛。王宠惠政治生涯中的第一个重要职务，是孙中山力挺出任的。1912年元月，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提名王宠惠为外交总长。当时有人提出王宠惠资格不足，建议起用外交经验丰富的伍廷芳。但孙中山力挺王宠惠，称“吾人正当破除所谓官僚资格，外交问题，吾自决之，勿怯之。”而对于老将伍廷芳，孙中山在会见上海的报社记者时，则强调民国建国之初立法很重要，对伍廷芳另有重用。但孙中山的本意，是希望任用年轻的王宠惠，将外交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即便这样，对王宠惠也是莫大的支持，为他今后在国际舞台上施展外交才能，成为第一个出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的中国人做了铺垫。

政坛几起几落的“好人”

王宠惠在政坛的初次亮相可谓惊艳，但好景不长，仅仅当了3个月临时政府的外交总长，1912年3月，王宠惠的第一次政治经历就随着袁世凯的上台匆匆落幕。但王宠惠在法学方面的造诣也得到了袁世凯的赏识，很快又被任命为司法总长，或许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又是3个月，王宠惠的仕途因袁世凯的窃国行为而中断。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沉寂10年，王宠惠东山再起。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时期，以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王宠惠等人为核心的一群知识分子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认为中国的政治军阀混战，国无宁日，是因为“好人”不愿参与政治，让坏人当道。为此，他们提出由知识分子中的“好人”组成“好人政府”，努力改变政府腐败的现实。

1922年9月，在直系军阀吴佩孚支持下，王宠惠等人组成“好人政府”的愿望成真，而王宠惠的个人政治生涯也达到了巅峰，出任国务总理。可惜“好人政府”在军阀混战的特殊年代，没有强有力的组织和武装力量的支撑，也缺乏人民的支持，无力控制当时的混乱政治局面。仅70天，王宠惠执掌的“内阁”就倒台了，仕途不畅的王宠惠离国，到海牙出任国际法庭候补法官。

1945年王宠惠(左二)与顾维钧(右二)

在政坛上三起三落，远走他乡的王宠惠并没有就此结束他的政治生涯。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蒋介石力邀王宠惠回国任南京政府司法院长，王宠惠接受了邀请。1931年，因立法之争王宠惠辞去司法院长之职，再度赴海牙任国际法庭法官。但王宠惠始终心系国家兴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回国出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1941年，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接着又打算调动数十万军队“围剿”中国共产党，但行动之前，不得不考虑各国的态度，于是请王宠惠商议。“同室操戈乃亡国灭种之时”，王宠惠力谏蒋介石三思慎行。此言一出，蒋介石勃然大怒，但这时侍从室送来的一急电，让蒋介石对王宠惠精辟分析和独到见解甚为钦佩。密电中的内容说的是日本出动15万人马，兵分三路向河南进犯。因此，蒋介石被迫放弃了“围剿”计划。此事让蒋介石意识到王宠惠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应该留在身边，随后蒋介石免去了王宠惠外交部长职务，改任其为国民党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长，参与处理最高决策，那年王宠惠已步入花甲之年。“二战”期间，蒋介石多次出席国际会议，王宠惠都紧随左右。1946年，65岁的王宠惠向蒋介石请辞，蒋介石极力挽留，可见王宠惠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非同一般。1948年，王宠惠到香港养病，1949年赴台湾，至此，王宠惠才正式在政治舞台上谢幕。

开罗会议力争台湾“归还中国”

如今，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日益强大，在国际舞台上有着日趋重要的发言权。而在王宠惠那个年代，说得更多的是“弱国无外交”。但凭借着深厚的法学功底和睿智的外交思维，满腔爱国热情的王宠惠常常能在外交舞台上为中华民族赢得尊严。

1921年11月，王宠惠和顾维钧等代表中国赴华盛顿出席太平洋会议。大会上，迫于国内民众的压力，经过反复思量的王宠惠决定单独提出废除日本逼迫中国签订的“二十一条”，希望借助英美国家力量进行调停，王宠惠强调“二十一条”的存在对与会各国在华利益的威胁，尤其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影响，这一有理有据的陈述让日本代表措手不及。虽然最终没有实现废除“二十一条”的愿望，但王宠惠不畏强权，坚决捍卫祖国领土主权完整，会议签订《九国公约》，列强承认“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及领土、行政之完整”。王宠惠在大会上力争国权的表现大大提升了他在国内的政治声望，1921年12月2日，《大公报》发表文章对王宠惠大加赞赏，“吾人对于王氏甚表钦佩”。

王宠惠敏捷的思维、犀利的词锋，常常让瞧不起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自取其辱。1933年，王宠惠奉命出席国际联盟会议。会上，日本代表以轻蔑的口吻挑衅王宠惠说：“你是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呢，还是代表东北满洲国政府？”王宠惠立即站起来，义正词严地大声回答：“我代表贵国承认的那个中国政府。”顿时各国代表掌声雷动，日本代表自讨了个没趣，悻悻而退。

1943年，王宠惠代表国民政府出席中、美、英三国召开的开罗会议时，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中国捍卫主权的决心。11月26日，三国代表正式会商《开罗宣言》一事，英国代表别有用心地将“满洲、台湾、澎湖列岛当然归还中国”改成“当然必须由日本放弃”。此言一出，王宠惠当即表示中国不能赞成，若如此含糊，只说日本应该放弃而不说应归何国，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皆将疑惑不解。英国代表表示日本放弃即代表归属中国，但王宠惠坚持不得含糊，否则会议公报将丧失其价值，若不明言归还中国，则盟国联合作战，反对侵略，维护世界和平的目的就不明显了。美国代表也赞同王宠惠的提法，最终英国照中美意见写明“满洲、台湾、澎湖列岛应归还中国”。

中国首位海牙国际法庭法官

王宠惠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但一生中最值得其骄傲的，应该是他在法学上的贡献。王宠惠凭借其天才般的语言天赋，在法学研究上的突出贡献，为国际法学界写下了浓重的一笔。1907年，王宠惠将德文版的《德国民法典》翻译为英文。这是当时欧洲最早的《德国民法典》英译本之一，此译本出版后立即博得世界法学界的赞誉，成为了英美各大学法律学院指定的必读课本。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到访台湾时，也要亲自拜访王宠惠，因为尼克松上大学时，教材正是王宠惠翻译的《德国民法典》。

不愿与袁世凯同流合污的王宠惠辞去司法总长后，转而受聘中华书局任英文编辑部主任，不久后出任复旦大学副校长。虽然不在官场打拼，但这段“清心寡欲”的时间却让王宠惠在法学研究上有了很深的造诣，他深入研究《临时约法》，先后著有《宪法刍议》、《比较宪法》等影响深远的书籍。王宠惠在中国民法和刑法上的贡献也为人所称道，1928年，王宠惠开始主持修订刑法，他在《刑法第一修正案》的基础上，起草了《刑法草案》。这一草案废除了旧刑法中受传统礼制影响的内容，确立了在刑事惩罚方面所有国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原则。草案最终于1928年通过，即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法典的形式颁布的刑法典——《中华民国刑法》，王宠惠因此被誉为中华民国第一法学家。《中华民国民法》编订也有王宠惠的功劳，他学贯中西的背景，使这部法典注重对西方先进的民商法思想的吸收，又兼顾了中国传统的民间习惯，达到了中西合璧的效果。

1923年，作为当时中国最有名的法学家之一，王宠惠又打破了一项全国纪录。受北京政府的委派，王宠惠出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成为了海牙国际法庭的第一任中国籍的法官。担任国际法官，王宠惠坚持以公平适当的原则处理国际纠纷，他所表现出来的法学修养和绅士风度，世界各国的学者和政治家无不为之折服。身在海牙的王宠惠也不忘维护民族尊严，常常有力回击西方世界对黄种人的歧视。1924年王宠惠游历法国时，法国最高法院特别邀请他做演讲，以此表达对他的敬意。这一隆重的礼遇，充分显示了王宠惠在国际法学界的重要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6年，王宠惠作为中国方面的代表出席了联合国成立大会，他对联合国宪章的制定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建议，并被委以润色和审定联合国宪章中文版工作的重任。

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中，王宠惠还因其在法学研究上的突出贡献，入选人文组院士。

王宠惠大事年表

王宠惠(1881-1958)，1881年10月10日生于香港荷里活道75号道济会堂，字亮畴，祖籍东莞虎门镇王屋乡。

1887年(光绪十三年)：入读圣保罗学校，初识孙中山。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获得中国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期间和孙中山讨论“五权宪法”，并起草《中国问题之真解决》。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赴欧洲留学，被选为“柏林比较法学会”会员，并将《德国民法》译为英文。

1911年：膺任第一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

1913年：受聘复旦大学副校长，先后出版《宪法刍议》、《比较宪法》等书。

1921年：被选为国际法庭副裁判长。当年冬季赴华盛顿出席九国会议，严斥日本“二十一条”无理。

1927年：出任南京政府司法部长。

1930年：膺选为海牙国际常设法庭的正式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