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6日下午，在距离中国云南仅100公里的缅北茅邦村，弥留之际的戴安澜叫来担架旁的随从替他整理了衣容，并扶他坐起，向北——祖国的方向凝望片刻后，38岁的戴安澜永远闭上了双眼。

1942年3月3日，正在缅甸腊戍的中国远征军第5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与军长杜隶明等，在一天之内被从昆明赶来的蒋介石数次紧急召见。戴安澜得到命令：200师作为先头部队火速开往同古。“父亲毕业于黄埔军校，他们的部队在当时也属于精锐部队，蒋介石很想派这支精良部队打通滇缅线，把这条运输线保下来，也在盟军面前树立中国军人的形象。”戴安澜的幼子戴澄东回忆。戴安澜是安徽无为人，据戴澄东介绍，戴安澜7岁入私塾就读，14岁拜桐城派学者周绍峰为师，古汉语基础很好，深得周先生青睐。后来他还在陶行知创办的安徽公学学过半年，也颇受新思想与新文化影响。20岁的戴安澜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参加北伐。戴安澜是靠着战场上的一个又一个功绩赢得的军人尊严。“从长城会战、华北会战，一直到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父亲都参与了，他的职位也从团长、旅长到师长，可以说，都是他一个个打下来的。”

戴安澜又绝不仅只是一介军人。同济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戴覆东是戴安澜的长子，少年戴覆东曾与父亲住在军营里，戴覆东回忆，他在房间这头做功课，父亲在那头看书;小戴覆东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睁眼醒来，却见父亲还在灯下看书，第二天又照例去部队视察。黄埔军校毕业后，戴安澜又自学代数，当了团长后，让部队里的大学生教其两年多英语，戴安澜后来还在日记里记下这一细节，戏称“枪炮声交响曲”。到达缅甸时的戴安澜已能和英军交流。戴澄东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有一次，戴安澜被蒋介石叫去开会，却迷路了。后来看到一辆很好的汽车开过来，戴安澜以为是英军方面的汽车，于是走上前用英语问路。谁知对方回答：“老戴，你疯了？”仔细一看，坐在车前的是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蒋介石与宋美龄端坐其后。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确保中国战时“输血动脉”滇缅路的畅通，中国派出了10万将士组成的中国远征军开赴云南中缅边境临战待机。3月4日，戴安澜的200师成为第一批孤军入缅的先头部队。同古是阻击日军北侵的军事重镇，3月20日，日军精锐的第55师团共4万余人在重炮、坦克等先进武器的配合下，向同古发起猛攻;而戴安澜师仅1万余人。在歼灭500名日军后，日军又增派出两个师团分三路围攻同古。22日，切断了200师与后方的惟一通道。3月22日深夜，戴安澜见日军攻势更加猛烈，而援军仍远在数百公里之外，当即写好遗嘱遣人交给其在昆明的夫人王荷馨：“亲爱的荷馨：余在此奉命固守同古，因上面大计未定，与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心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家战死，事极光荣……”当时任驻缅英军第17师联络参谋的王楚英后来回忆，这个夜晚，200师从师长到班长，每一级都在郑重宣布自己牺牲后的代理人，以防指挥中断，“其壮烈之志行，着实非常感人”。

由于后援不济，孤军被困，200师被迫放弃同古，但却以9000余人抗击两万日军达12日之久，歼敌4000多人，是日军自南侵以来遭遇的首次重创。蒋介石称赞：“中国军队的黄埔精神战胜了日军的武士道精神。”据戴澄东介绍，日本战史研究会也感慨，“对面的200师从上到下斗志旺盛，撤退时连伤兵都带走”。这种精神气节甚至得到了敌人的敬佩。同古保卫战之后，远征军当务之急是攻击棠吉。“但英军的想法跟中方不一致，他们既想打退日军，又想保存自己实力，把中国军队顶在前面。”原定的共同防御，结果英军擅自放弃西线要地。日军趁机突破棠吉，远征军回国的道路被切断，史迪威决定退向印度，远征军一下子群龙无首，戴安澜果断决定带200师北上回云南。

戴安澜面对的形势极度凶险：穿过原始森林，渡过南渡河，越过曼腊公路和铁路。“部队要经过五道封锁”，王楚英回忆，5月18日夜大雨滂沱，行至细保至抹谷公路西南侧森林、正准备越过公路时，突遭拥有装甲车的大批日军猛攻。戴安澜亲率599团向敌后迂回，想迅速将敌击溃。当时正值夜暗大雨，处于密林当中，“前面过去了三个团，父亲带着参谋长赶过去，现场一片漆黑，父亲喊前面那个团长的名字;日本人听到声响，朝着声音打过来，父亲中弹受伤”。经过两天的激战，戴安澜率部突出重围，但代价惨重：他本人胸腹三处中弹，全师伤亡过半。警卫员在突围中跑掉了医药包，而戴安澜的伤势在潮湿闷热的热带雨林中更加恶化。

“从5月18日到5月26日，父亲一直在担架上带伤指挥。”行进途中，戴安澜屡次询问距离云南的远近。一天，部下问戴安澜，部队下一步往哪里走，戴安澜让随从拿出地图，指了指瑞丽，示意部队从此回云南。也许是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戴安澜当众叫来200师步兵指挥官兼598团团长郑庭笈，断断续续地留下最后的嘱托：“如果我殉国了，你一定要把部队带回祖国……”闻者无不潸然泪下。戴安澜的部下在到达瑞丽江畔的茅邦村后停留了两天。“下面人找了点米为父亲熬了点粥，父亲刚喝了一口，看看左右的士兵都没有吃的，又把粥放下，让周围人喝。”到了下午17点40分，在他人搀扶下面向北方凝望片刻，一代名将戴安澜与世长辞。“父亲去世后，部队抬着他的尸体，按照他预先指定的路线回到了云南。”在滇缅边境，一位老华侨得知戴安澜去世的消息，专程赶到部队，执意将一口为自己准备的楠木棺材献出。7月，戴安澜“回”到了数月前出征的昆明，许多民众自发站立街头、拭泪志哀。

戴安澜牺牲时年仅38岁，他最大的孩子戴覆东那时只有13岁。“我大哥那时在贵阳上中学，有一天正在操场玩双杠，有同学拿报纸过来问，戴安澜是不是你爸爸，然后说你父亲阵亡了。大哥一听，一下子从双杠上跌落下来。”成长于国家多难时期的戴安澜，有着一份超乎寻常的民族精神。戴澄东说，如果按辈分，他们兄弟几个应该是“恒”字辈，但父亲给自己的三个儿子分别取了“覆东”、“靖东”、“澄东”之名，惟的一女儿取名为“藩篱”——“父亲的意思是，女孩子不能出去打仗，那就在家把自己的家园守好。”那种民族之情深沉而强烈。

戴安澜去世后，毛泽东远在延安亲撰挽词：“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黑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周恩来与邓颖超夫妇也双双为戴安澜写了挽词，1942年，为了表彰戴安澜在滇缅战场的巨大贡献，美国国会授权罗斯福总统颁发美国军团勋章，戴安澜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抗日战争中获此勋章的第一位中国军人。

在出征缅甸时，面对欢送的民众，戴安澜微笑着留下这样一句话：“为民族战死沙场，男儿之份也。”戴安澜也用生命实践了这样一句承诺。1942年10月16日，追赠陆军中将，抗战胜利后追认为革命烈士。蒋中正赋诗：“虎头食肉负雄姿，看万里长征，与敌周旋欣不忝;马革裹尸酹壮志，惜大勋未集，虚予期望痛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