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陈觉老先生,在1932年出版的《日军侵占黑龙江之经过》中,这样描述三间房大战:

日军飞机、骑兵、步兵联队、重炮联队,约四千余人,齐向我军猛扑,我军奋死抵抗,但因军械差关系,前哨军死伤甚多,双方鏖战之烈,为后来所罕见。日军见我猛抗,飞机队乃全体出动,约四、五十架,联翼飞抵交战阵地,意图实施猛炸。我军因无防御器械,方欲引退,幸突起大风,愈刮愈紧,战场上士兵直不能睁眼,日飞机所投炸弹,遂均无效果。骑、步兵亦因风大,尘土飞扬,陷于混战中。至午后四时许,日军不支,遂引退。又同日下午二时,三间房前方阵地,亦有日机四架,在我军防线上飞翔,当在我右翼投炸弹三十余枚,我军死伤甚众。日骑兵步兵两联队,亦乘机向我猛攻,激战三时许,日军又退。

连日天气晴朗,16日气温骤然降至零下20来度,日军已经难以承受,再“突起大风”就更受不了了。更要命的是,本来就不抗冻的日军还一身单薄的秋装。这个季节的黑龙江,零下20来度挺正常的,16日姗姗来迟已经挺照顾日军的了。通常易冻伤的部位是手脚和脸,这回日军约千人冻伤,多数是头,日军称“钢盔头”。钢盔是护头的,却不是御寒物,倒像扣了顶冰帽子。这种气温,手碰上铁器就粘住了,一拽掉层皮。那钢盔薄薄一层衬里,冲锋退却出点汗,粘上没粘上都够呛。人冻伤初始会感觉疼,无痛感时就不好办了。战斗紧张激烈,那人像打了鸡血似的,还能感觉什么呀?打完仗进屋歇歇吧,摘下钢盔,连头发带头皮都下来了。

三间房大战,土地爷不给力,老天爷全力以赴,而且关键时刻发威,帮了大忙。

17日,气温再降,最低达零下24度,上午风速每秒约15米。日军求胜心切,加强空地火力,一波又一波发起猛攻,夜以继日。

屯垦旅防守的左翼,为日军主攻方向,倾泻的钢铁最多。工事被毁,官兵简单挖个掩体、散兵坑,或者趴在弹坑里,向冲上来的敌人射击。

1团组织敢死队,各连自告奋勇,每营挑选30名精壮士兵,携带炸药,专门对付坦克,或阵地被突破时抢上去封堵缺口。战至18日,敢死队全部战死。

步2旅4团阵地上弹雨如织,团长吴德林颈部重伤,血流不止,仍大呼顶住、顶住。

激战中,步3旅5团团长李青山,发现自己的连襟、2营营长刘德胜躲在掩蔽部里,不出来指挥战斗,当即将其撤职(一说是“正法”),由2连连长李瑞福代理营长。李瑞福在随后的战斗中牺牲(一说是掩护部队撤退时,被敌包围,眼看被俘,举枪自杀)。

正面拉开架势死顶硬抗,侧翼也挥动下一小臂。

马占山在写于1934年4月的《关于日军侵占齐齐哈尔经过的报告》中,说:

侦知敌军司令部设在大兴屯附近,当派涂团长全胜所部由翼侧迂回向该司令部袭击,敌人因其后方感受威胁,遂撤兵救援,以之正面火力稍减,我步兵乃乘机出击,猛冲数次,终以敌机枪火力炽盛,未克奏功。然敌我已伤亡无算,我奇袭部队因敌方有援未能完成任务,烧敌辎重甚多,亦足予敌人以重大打击。

奇袭敌军司令部,应该是三间房大战中最重要的一个举动了,派去两个团、一个旅乃至更多的骑兵部队,一举打掉敌人的首脑机关,对战局会是一种什么影响、震撼?可既然“只准防御,不得攻击”,打的是“正正堂堂”的阵地战,奇袭不成也就不足为奇了。

骑1旅团长蕯力布,一个彪壮的蒙古族汉子胸部中弹时,营级军官已尽数伤亡,连长邓文挺身而出,代理指挥。

从11月16日开始,马占山能够调往前线的援军,都是事变后由地方保安团改编的部队了。仗打到这份儿上,也就剩一个字“撤”了。

19日凌晨,马占山发表退出省城通电:

兹为俯顺舆情,尊重“国联”,暂行退避相当地带,静候公理之解决。

18日,林义秀奉命从沈阳乘飞机到泰来,然后乘火车、装甲车、汽车,一路追赶、寻找第2师团司令部,要向多门传达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十八日夜十二时许到达昂昂溪车站”,“十九日午前二时许,我们在站长室的桌子上就寝。当时站台上躺着日本兵和中国兵的尸体”。

“午前十时我们进入大民屯”,见到“步兵第三旅团副官沋本一磨走了过来。我问沋本君一向可好?他回答:‘噢,真是万幸,捡了一条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