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七下西洋动支天下13省钱粮才够用？

明代东莞县境内设有东莞千户所和大鹏千户所。这些沿海卫所的军人，往往就是郑和船队武职人员的调配和补充来源。

综合多种可靠史料估计，郑和历次下西洋的船队，规模都极为庞大，通常有大船二百余艘，总编制在二万七八千人之间，又以武职人员和军士居多，约在九成以上，除军事任务外，他们还要承担各类工作。

但下西洋航程极为艰险，往往来回一趟就花费数年，很多人有去无回，史书有云“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郑和本人也是在宣德八年(1433年)七下西洋时病逝于海外，导致整个远征行动几乎是突然中断。

靠永乐皇帝撑腰的宦官郑和兴师动众、劳民伤财，也早让朝中诸多高官觉得很不爽，他们有意销毁宫中保存的大量相关档案资料。故除了郑和本人在《明史》立传外，他的船队核心领导层及管理干部的生平，只留下一些零零星星的材料，大多数普通随员的事迹，则几乎湮没无闻。

尽管如此，经过当代中国及日本一些学者的努力，仍从史料中梳理还原了至少60多位随员的资料，他们大多来自江、浙、闽、粤等东南沿海省份。

广东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学者陈忠烈就指出，有名有姓、事迹可考的广东籍随员共12人，东莞籍的占了5人，里面还有一对是父子。如果按此比例推算，每次下西洋的二万七千多人中，东莞人必定不在少数。

为什么郑和下西洋的随员中，广东人特别是东莞人多呢？

原来，郑和船队的高级武职人员，多出自直隶(迁都北京后又称南直隶，大致是今江苏、安徽两省及上海市辖区范围)和南京行在卫军，尤以锦衣卫军为骨干。

一般军官和士兵，都是从各个卫所调拨。至于普通技工和水手，多从闽、粤、浙惯经风浪的船民中挑选，大量民夫、杂役，则在正式起航前的水陆集结途中随时征发。

既然郑和七下西洋有两次是从广东出海，当地壮丁应征随行，就是很正常的事了。如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编纂的《广东通志初稿》中就提及，永乐十九年时，随征西洋的宦官在行经粤北重镇韶州(今韶关市)时，征用民夫、骚扰地方的情形。

而明代时东莞县素称“吾粤中路咽喉地”，扼守广东中路海防线，县境内设有东莞千户所和大鹏千户所(辖地今分属香港和深圳)。这些沿海卫所的军人，往往就是郑和船队武职人员的调配和补充来源。

这些东莞人在“征西洋”过程中也屡屡立功。如东莞县人钟左，因父祖钟海清在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期间在旧港(印尼第一大岛，明朝曾设旧港宣慰司，为当时驻南洋最高行政机构)接受招安归国，他本人蒙荫加入锦衣卫，“下西洋二次有功”，升任南京锦衣卫指挥佥事。东莞县人李真、陈永华，多次“赴西洋公干”有功，升任锦衣卫镇抚司。

还有前面提及的东莞“父子兵”黄子成、黄本奴，父子成出身卫所，早年在海运途中殉职，子本奴递补，数下西洋，因功先升总旗，再升百户，在卫所里当上了中级军官。

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正式迁都北京，同一年，郑和奉旨六下西洋。此乃这位深得朱棣信任的大航海家，在永乐年间的最后一次远行。

关于本次下西洋的准确日期和实际出发港，史书上记载不一。近年来，据广东学者考证，郑和船队很可能是在当年十月中旬，由华南大港广州放洋出海。而早在14年前，即永乐五年九月，郑和二下西洋，也是从广东起航。

这与传统文献及人们一般印象中，郑和下西洋以南京附近的苏州刘家河为基地，大多从福建出海的说法，有所出入。更有意思的是，现存极为有限的资料显示，郑和下西洋的随员中，有若干广东籍人士，尤以东莞人居多。

扼守粤海咽喉的东莞，与中国历史上最壮观的一次海上冒险事业发生联系，既在意料之外，亦在情理之中。

在明人茅元仪所著《武备志·郑和航海图》中，描绘了广东珠江出海口周边水道及岛屿分布，图中上部可见“东莞所”字样。

除了沿海走私之外，明朝时的广东商民还自备船舶，直航东西洋诸国，即今东南亚地区，走私贩私，从贸易中取利。

永乐元年(1403年)，刚刚夺权成功的朱棣，改变了其父朱元璋以守为主的对外政策，在北方频频用兵，同时四出遣使，积极发展与海外诸国的关系。他下旨恢复了洪武年间罢设的广东、福建、浙江三个市舶司，并派宦官为提督加以监察管理。

当时海外各国朝贡(其实是以此为名前来做生意)，日本取道浙江，琉球取道福建，安南(今越南)取道广西，南洋多国通常走海路取道广东。

因此，广东是明代朝贡贸易的最主要通道与枢纽，广东市舶司也是三市舶司中任务最重、规模最大、作用最突出的，连该市舶司附设招待来使的怀远驿，也是三省驿馆中最大，有各类房舍120间。

永乐年间郑和六下西洋之壮举，在明廷官方来说，主要目的是宣扬天朝国威，慑服海外诸藩，客观上却拉动了东南沿海诸港的商船贸易发展，广东自然也大大受益。

明代广州人郭在万历三十年(1602年)所修《广东通志》中记载：永乐五年九月“命太监郑和使西洋诸国，首从广东往占城国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