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生活的4年多时间,母亲的工作亦不轻松。除了照顾父亲,她还要照顾4个男孩的起居(包括前房母亲——我们称为莫氏母亲所生的3个哥哥,加上母亲潘氏自己所生的四哥),别的不说,光是做衣服、鞋袜,就有忙不完的工作。当时虽有一男仆、一女仆帮忙,仍然要在洋油灯下做到晚上十二时。

1913年冬,母亲生下我,来年冬天她又怀孕在身。1915年3月,父亲携带全家由日本返回老家扫墓,安排好母亲待产后,又带大哥潜明去日本。1915年7月五弟慈明出生。

父亲在日本帮罗振玉整理藏书及古物,学术研究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有诗词、戏曲等,最主要的是对甲骨文、金文、汉简的研究,在当时就有世界性的影响。他既为罗氏工作,生活上自然需要依赖其资助,其时正值京都百物飞涨,日常费用,渐觉不充裕。而罗振玉历年印书,所费甚多,父亲不愿再有累于罗氏,欲先返国。

通过同乡邹安先生联系,父亲得上海英籍犹太人哈同之邀,回上海在哈同创办的学术杂志担任编辑之职。1916年,父亲携带大哥潜明由日本返国,居住上海爱文义路大通路吴兴里392号。1917年,妹松明出生。

当时在上海,家里人口众多。母亲快生六弟,我已七岁,由三舅带回海宁,住在外婆家。1919年10月,六弟登明出生。

父亲在上海住了10年,主要是帮忙编书、做研究、写书。

据蒋君章先生的回忆,上海哈同花园的正式名称是“爱俪园”,园内设有“仓圣明智大学”。蒋先生说,开学仪式时,王国维先生排列第三——校长在最前面,其次是教务长和王国维先生等重要教习。他在小学读书时,即已久仰王国维先生的大名。

他说,王先生是短短的身体,嘴唇上蓄着八字胡须,瓜皮小帽,缀有红帽结,后面拖着一根长辫子。这是他的特别标记。

在上海的这几年,生活虽然艰难,父亲著作却颇多,渐受国内外学者的注意。外国学者与父亲也常相往来。

1918年,父亲拒绝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不愿前往北大任教,反而前往仓圣明智大学担任经学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有意延揽父亲,也遭到婉辞。

1919年4月,罗振玉自日本返国,父亲与伯希和(欧美公认的中国学领袖、探险家,也是敦煌盗宝的始作俑者)、罗振玉等在上海会见,论学为乐。日本人狩野直喜将他从伦敦大英博物馆录得的敦煌残卷数篇,提供给父亲,父亲因此得以发表许多有关敦煌残卷的文章。当年10月,父亲开始为乌程蒋汝藻编撰《藏书志》,其后又为《浙江通志》撰写文章,生活相当忙碌。

1921年,北京大学再度托请马衡代邀父亲前往担任文科教授,不知何故,父亲再度拒绝。或许当时父亲仍为蒋汝藻编写《藏书志》吧。一直到1922年年初,父亲才答应担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通讯导师,不必前往北京任职,可以在上海继续编书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