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叙述的是蒋经国在赣南时与章亚若发生的婚外情……
由章懋李到章亚若
1987年秋季的一天，在台北市大直官邸。年届77岁的蒋经国，因疾病缠身高烧不断昏睡在病榻上，很多人守候在这个现任台湾“总统”面前，为他的健康担心、忧虑。突然，昏睡中的蒋经国嘴里发出一串含糊不清的声音，服侍在他身边的人立即收气屏息，俯耳静听，好不容易才听清了他是在反复叫着一个人的名字——亚若。蒋经国昏睡中的无意流露，把他在赣南那段荡气回肠的风流韵事——与章亚若的婚外恋情，又展现在人们面前。
1939年初春，在古城南昌的章江门外，一个年轻女子伫立于沉沉暮霭笼罩下的麻石河埠台阶上。该女子窈窕挺拔;身着一件极合体的海青色棉旗袍，恰到好处地勾勒出她匀称的线条;肩头披着雅致的紫玫瑰绒线大披肩，一双纤细的玉手攥着披肩的两头窝在胸口;乌黑卷过的秀发上，一顶紫玫瑰的毛绒帽，有意歪戴着，给她增添了几许活泼;白纱袜子下蹬着一双手工做的小巧精致的黑棉鞋。这种大胆的装饰搭配，在这早春季节，给人一种招眼而又清丽的和谐。在她白皙姣好的面目间，流露出淡淡而高雅的气质，一双不很大但却分外清澈宁静的双眸，显出微微的忧悒。这位年轻女子的身上，兼有女学生的纯情和富人家少妇的妩媚。她，就是章亚若，就是蒋经国在昏迷中连连呼唤的亚若。
章亚若的曾祖姓黄，原籍浙江。19世纪50年代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后，章亚若的曾祖参加了太平军，后随太平军转战至江西南昌一带，在军中病故。当时，尚在襁褓中的儿子——章亚若的祖父，被吴城镇章家村当地一户人家收养，改姓章，取名伯昌。章伯昌成年后取一陶氏女子为妻，生一子取名章甫，即章亚若的父亲。章伯昌以渡船往来乡镇之间，做小买卖为生。后因债务纠纷，被人杀害。
章亚若
章甫自幼聪明好学，长大后进入科举功名之途，连连高中，赶在清末废止科举之前，县试、府试、省试三元及第，终当上父母官。然后，携妻子儿女迁出吴城镇，定居在南昌市内。因此，章家自章亚若这一代起，已是地道的南昌市人，而吴城镇只是章氏祠堂与祖坟所在地。
章甫于18岁时成亲，取吴城镇名门周家之女周氏为妻。从此，平步青云，过了一段人兴财顺的日子。民国后，曾负笈北上，在京城政法大学进修了几年，又奉派到遂川做县知事，最后于1933年返回南昌，在佑营街挂牌做职业律师。章甫虽然是旧时代功名场上闯过来的人，可思想很为新潮。他外出求学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贡涛，意为：章贡合流为赣，“赣江之水浪涛涛”，以烘托自己的抱负。同时，他还将发妻的陈僻之名改为周锦华，即“锦乡中华”，以示不凡之意。
章贡涛和周锦华一共生了11个儿女。其中4个早夭，只有两儿5女长大成人。章亚若生于1913年，在兄弟姐妹中排序第三。初生时，父母为她取名懋李。“懋”是辈份排行，“李”是喻桃李争艳的春天，纪念她春季出世的意思。
章懋李自小就深得父母的疼爱。她有一张秀气的圆脸，皮肤白嫩，活泼伶俐，聪颖可人。她从小就跟在国学根底深厚的父亲身边学习古诗词，练习书法和绘画，领悟力极强。3岁时，能背百首唐诗，7岁时，听了父亲讲的曹植“七步诗”的故事后，模仿之竟也迈了七小步吟出：“春兰桃李竞芬芳，夏荷秋菊美家乡，寒冬腊梅开过后，又是幽兰放清香”将章家姐妹5人“懋兰、懋桃、懋李、懋梅、幽兰”的名字全嵌进去了，满座皆惊。
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章贡涛一向开明，不论性别，一视同仁。大女儿上了京都女师大，让二女儿读毕小学，送分外钟爱的三女儿进了省志的美国教会学校。此校的数、理、化、音、体、美的西式教育，使小懋李开阔了视野，领略到了烹饪与女红、吟诗与作画以外的另一个全新的世界。国内北伐战争经江西所唤起的民众自我觉醒之潮，也自觉不自觉地濡染了少女的内心世界。在学校里，章懋李的国文程度比同学们高出很多。她的字迹秀美，诗词文章很拿手，且能歌善舞，擅长演说，是学校中的风云人物。
另外，章懋李性格刚毅，办事有主见，也是章家子女中的灵魂人物。她的两个姐姐懋兰、懋桃出嫁后都远离南昌，大弟章懋宣北上山东读大学之后，家中的大事小情，里外均她一手操持。章贡涛、周锦华老夫妇俩也格外器重这个懂事又能干的三女儿，弟弟妹妹也全都把她当做主心骨。1937年抗战前夕，章懋李自做主张，决定改名叫章亚若;身下的弟弟妹妹也都一哄而起，跟着姐姐学，引用她名字中的若字，把名字全改了。大弟懋宣改为“浩若”;二弟懋宿改为“瀚若”;四妹懋梅原想改叫威若，父亲说她出生时，正巧大雪纷飞，第二天梅花又开得漂亮，希望她留住“梅”字，于是懋梅就用了亚若名字中的“亚”字，改名“亚梅”。起初，周锦华是不同意她们改名字的，觉得有乱宗谱，不成体统，可章贡涛却很开心，率先在家喊新名字，周锦华也就可无奈何了。
1939年初，日本侵略军攻至南昌城外，为免遭日寇的血腥屠杀，城内的居民四散逃离，章贡涛也决定举家外出逃难。由于此时的章贡涛年岁已大，体弱多病，难耐旅途劳顿，只好将这一重担放在三女儿章亚若的肩上，让她携领全家老小十几口南下赣州避祸，而自己则选择了路程较近的庐山养病。未曾料到的是，章亚若此时与父亲一别竟成永诀，终生未能再相见。
常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故土难离。章亚若即要离开这片养育她的土地，不能没有深深的依恋。此时，她伫立在麻石河埠的台阶上，就是要把这片沃土的芬芳和此地人间的温馨深深地收藏进自己美好的记忆里。
章亚若的第一次婚姻
1928年的初夏，古城南昌筷子巷。新娘子洁白如雪。白色的缎子旗袍长至脚踝，脚上是一双白色的高跟皮鞋，最显眼的是那一头秀发上竟箍着薄若蝉翼、涌如浮云拖摆至地面的白色婚纱。两个漂亮的女童在后面托起才不至于拖地。新娘子的打扮很洋气，很新潮。而新郎官却是老式打扮，欣长瘦弱的身躯着一件黑华丝葛长袍马褂，脚穿千层底黑布鞋，左胸襟别着一朵大红花，典型的东方式儒雅书生风范。新娘挽着新郎手臂的定格画面，就像一个进入了酷夏，一个还留在寒冬，极不协调。
新娘子，就是章亚若，时年15岁。新郎大新娘3岁，叫唐英刚。唐英刚是章亚若的二姑妈章金秀排行老四的独生女陶瑞庆夫家的堂兄，细攀起来还有亲戚关系，也算是表兄妹吧。他们的联姻，是由双方父母做主促成的。
成婚时，一是因为章亚若年纪小，二是因为她的观念比较开放，新郎的一切都依了新娘的要求，而新娘在婚礼上确是也有“违背”当地风俗的“表现”。如在喜堂上，章亚若学习西方人的婚礼模式，与新郎互换戒指：他当场给她套上了一只红宝石戒指，她给他戴上了方章型的赤金戒。戴戒指时，她忽然想起了中学英语老师说的一句话：“戒指就是落入圈套的象征。”她噗哧一声笑了，可此地的风俗拜堂是不能笑的。老式的拜堂应是下跪叩头，章亚若又将此改为三鞠躬，当新郎新娘对拜时，她发现新郎紧张得汗在脸上淌成了小沟，她又噗哧笑出了声。
婚后，章亚若与唐英刚在一起生活了8年，先后生育了两个男孩，大的叫唐远波，小的叫唐远辉。章亚若本身由一天真无邪的纯情少女脱胎换骨成为韵致成熟的少妇与母亲。
开始，章亚若与唐英刚的夫妻生活还算顺利。章亚若的婆婆唐氏早年守寡，章亚若过门后，就把儿媳当自己的闺女一样看待，祖孙三代倒也和睦。章亚若白天在家里面看书作诗或绘画，有时也拨弄月琴，再不就是绣花结绒线做衣服，有时也下厨做几道小菜，再没事就跟女友上街闲逛，活得倒也舒心清闲。黄昏时分，便倚门翘首盼望在南昌高等法院中公干的丈夫归家，以享天伦之乐。然而，唐英刚寡言少语，惜话如金，小夫妻相居一室时，同章亚若没有更多的话说，要么吹洞箫自娱，要么沉湎于诗画砚墨之中。时间长了，两个人之间便出现了裂痕。
应该说，当时的章亚若由于教会学校的西化教育与社会上新时代思想的启迪，已逐步挣脱了旧礼教的束缚。她希望得到的是一个与旧时代妇女三从四德、相夫教子完全不同的生活空间。她足蹬高跟鞋，画眉卷发，身着合体的新款流行服装，敢于尝试社会上的各种新事物，是一位赶浪潮、开放型的女性。而唐英刚与妻子正相反，为人拘谨保守，服饰装扮与言谈举止都保留着传统士儒的风范，温文尔雅，书生气十足。新旧时代的交替，并没有影响到他的性格，他仍与外界格格不入。
由于在小家庭中，章亚若有一种窒息感，她不甘寂寞，便也到南昌高等法院去上班，并且参加社会上的各项活动。平日里交友广泛，三教九流都有，经常出入各种酒会、舞场;闲暇就带年幼的儿子看电影、逛街，成为南昌城里扎眼的时髦女性。
对于妻子的反叛行为，唐英刚是一百个看不惯，而他从来也不说她什么。他的性格决定他软弱而不霸蛮。他对章亚若是刻骨铭心地爱，所以他就宁愿她快乐他痛苦，不愿她痛苦他满足。有时候章亚若真希望丈夫大发雷霆，耍耍男人的威风，就像蛮汉揍老婆似的狠狠揍自己一顿，哪怕被打得浑身青紫也算是痛快一回，可他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越是这样，她就觉得这样的婚姻生活没有活力，没有生机，如同一潭死水。
章亚若受不了这种环境气氛，便索性回了自己母亲家，一住就是3年。3年间，虽不在一起，但人很自重，唐英刚依旧钟摆般生活，上下班照常。章亚若则检点了自己的行为，除了上班时非与男同事接触不可，下班不再参与那些社会上的活动。这期间，唐家婆婆倒常常带着两个孙子过来串门，以减轻章亚若的寂寞。章亚若从心里却时时企盼着丈夫英刚能来坐坐，然而事实却叫她失望。唐英刚虽软弱，可自尊心却强到了极点。
于是，章亚若给唐英刚写了封信：
英刚：
你我淡漠已三载，看来我不是一个好妻子，可我又无法改变我自己。我想，与其你我相互羁绊，不如各自还其自由，社会日趋开明，你不必背上“休妻”的重负。你我都还年轻，今后的日子还很长。离开了我，你会幸福的。
我只是希望你永远永远是我的好表哥。
你的不贤良的妻：懋李
读完章亚若的信，唐英刚就自尽了。他死时很平静，身穿8年前举行婚礼时的马褂，脚上一双崭新的千层底黑布鞋，直直地躺在床上，黑发梳理得一丝不乱，脸上没有丝毫痛苦的表情，看上去比活着的时候显得潇洒。他如何自尽，不得而知。死后其母发现他左手指日夜不离的结婚戒指不见了，猜测是“咽情”吞金而殁。这年章亚若只有23岁。
蒋经国与章亚若的初交
章亚若带着母亲及弟妹逃难至赣州后，初期生活是由从家中带出的银钱细软支持，可总这样终会坐吃山空。章亚若便决定出外找份差事做，以挣份薪金补贴家用。
当时，蒋经国任赣南行政专员时间不长，雄心大、魄力强，准备大刀阔斧整顿吏治、民风，一时间在社会上造成不小的反响，本地和外地的青年，纷纷拥向米汁港的专员公署，表达愿到蒋经国麾下效力的意愿。章亚若对蒋经国此时的“政绩”也有所耳闻，也想到其专员公署谋一份差事，便毛遂自荐写了一封求职信，递到了米汁巷1号的专员公署传达室。没有想到，这封求职信，竟决定了章亚若以后的命运。
章亚若的求职信转到蒋经国的手中，蒋经国连续读了几遍，为信中颇见功力的蝇头小楷，为信中如泣如诉婉约动人的文采，更为这写信女子直言不讳的呐喊和情真意切的坦诚所打动。求职者的坦白，表露了新的女性对独立、对事业的执著和追求，也明白无误地表达了对他的信赖和依托。蒋经国为这封求职信所震撼、所感动。此时，章亚若这个名字便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
信中，求职者希望早日听到回音。听取平民的意见，本是蒋经国的一贯作风，更何况此求职信给他留下的印象颇深，他也很想亲自同该女子谈谈，但由于当时新官上任三把火——禁烟、禁赌、禁娼——刚点燃，诸多事情需要他亲自出面处理，于是他只好把这个求职女子的初次接待任务交给了他手下的主任秘书徐君虎去办理，并对徐君虎说：“这个女子的遭际很坎坷，却不曾泯灭对理想的追求，想为国为民做点事，这是很不容易的。”由此可见章亚若的求职信给蒋经国的印象的确是很深刻。
徐君虎看完了章亚若的求职信，立刻约见了她。那天到公署同徐君虎见面时，章亚若刻意修饰了一番，打扮比当时的一般妇女要时髦：大波浪的卷发披至肩头，一件紫色碎花旗袍镶上咖啡麦芽滚边，衬托出她的婀娜多姿，脚穿一双精致的白色半高跟皮鞋。徐君虎对章亚若的第一印象不算太好，晤谈时也比较严肃，不苟言笑，章亚若对此也极为敏感，于是徐君虎同章亚若的会谈成了干巴巴的公事，少些人情味。当徐君虎问章亚若有什么特长时，章亚若沉吟片刻，否定式地摇摇头。
此时章亚若有几分悚惧徐君虎。她认为自己不是到此来乞讨，不需谁的恩赐，她渴望的是能得到理解。而徐君虎的态度令她感到委屈，所以当徐君虎问她有无特长时，她赌气摇头否定。事实上，她跳舞、打球、烹饪、女红都很拿手;作诗填词、琴棋书画，也略通一二，蝇头小楷娟秀妩媚，用起排笔不逊须眉。她还有一绝，论起京戏的青衣角色称得上做、念、唱、扮俱佳。了解她的，都夸她是位多才多艺的佳人。她与徐君虎赌气，有女人的天性爱使小性子成分，但也有宿命的意识，她相信缘分，没缘分能耐再大也没有用。
与章亚若晤谈之后，徐君虎便向蒋经国报告了情况：这个女子工作经历有限，无突出特长，又比较花哨，难以在专员公署里安排职位。蒋经国觉得不必拒人于千里之外，至少此人文化程度不低，可以安排她到公署图书馆整理书报资料。徐君虎奉令照办，于是章亚若开始正式到专员公署上班。
章亚若到公署上班第一次见到蒋经国，给蒋经国的印象倒是挺单纯、挺素雅的，就像一个女学生。因为徐君虎在章亚若到公署上班后，便告诉她蒋经国“崇尚朴素”。她这时也明白和理解了这位徐秘书的耿直和好心，便到朋友处借了一件最大众化的阴丹士林布旗袍，又将长长地大波浪卷发齐耳根剪了，脚上穿白袜黑圆口布鞋，一身标准的朴素打扮。所以见到蒋经国后，便给蒋经国留下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纯清素雅的女学生印象。
开始工作后，章亚若表现得十分勤勉。对自己的份内工作——在公署整理书报资料，做得极认真仔细。抗战时的书报资料是很珍贵的，是众多信息的来源之一，也是各种舆论的工具。由于之前公署无专人管理，各种书报便杂乱地堆在一起，章亚若便分门别类将它们整理好，为公署的专员和其他人使用提供了方便。有时工作投入，会忘记了时间和周围人的存在。
在其他方面，章亚若表现得也很出色。当时，赣州市城内经常响起空袭警报，每次日本飞机来袭，总是一番狂轰滥炸，直炸得满目疮痍，一片废墟，死伤无数。专员公署组织了一个救护队，由公署成员义务加入，专门帮助民众处理空难救护及善后事宜。章亚若主动请求加入到救护队的行列。她随大家一起出入火海，在硝烟弥漫、残垣断壁中抢救被炸伤砸伤的人们。她在南昌做过救护工作，包扎伤员，动作熟练利索;抬送伤员跑前跑后十分热心。那身公署的工作服——灰色的军便服不知叫汗水湿透又叫烟火烤干了多少次，结了盐霜沾上了血迹和尘土她也不在乎，原本漆黑的秀发叫火苗烧燎了，白皙的脸盘被灰垢汗水污染成大花脸，她也浑然不觉。
章亚若的这种精神，深为蒋经国嘉许。他曾在公开集会时，点名道姓地对章亚若进行了表扬。
事实上，新的工作环境也为章亚若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她感到自己在这里很充实，很有乐趣。她努力从以往不幸的个人遭遇所形成的阴暗和迷惘中跳出来，刻意塑造着一个新的自我。
由“好感”到“爱慕”
章亚若在专员公署工作期间，不知不觉地便走进了蒋经国的感情生活。
章亚若在公署资料室工作不久，由于工作出色，被蒋经国调至公署“抗日动员委员会”任文书。蒋经国通知章亚若任文书还有一段插曲。
那天下午战场救护工作刚结束，还没来得及到公署换洗一下，公署礼堂便开始了进行抗战宣传的文艺演出。蒋经国招呼章亚若一同去参加。当时，章亚若看到自己衣服上净是尘土和血污，有些犹豫，但看到蒋经国也是如此这般，就同他一道去了。礼堂中已是人山人海。日军飞机的轰炸，激起了古城人们众志成城，演出很有气势，台上台下融成一片，抗战是人们共同的心愿。演出结束，人们还沉浸在激越兴奋之中。章亚若也同大家一样，情绪高涨，不知饥饿疲惫。她看看手表，已是深夜，便不准备回家，去公署冲个澡，换洗一下，然后再处理一下没做完的工作。反正公署里有她的铺位，平常日子有时也加个夜班。洗完澡，换好衣服回到公署资料室时，章亚若感到神清气爽，就将下午空袭时耽搁了的事有条不紊地做起来。她一边做一边情不自禁地哼起了京戏《平贵别窑》中王宝钏的唱段。当她将整理好的一摞报纸放好，趁手中没有东西之时，竟鬼使神差随着嘴里哼哼的板眼，婷婷袅袅地做了个亮相。可这一瞬间，她的亮相似被定身法定住了——她看到了月光下在窗外静悄悄地伫立着的蒋经国。她又惊又吓，又羞又恼，不知如何是好。而蒋经国却直勾勾地看定她，丝毫不掩饰自己的目光。
章亚若局促不安，只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不仅仅是这个潇洒的亮相，更主要的是她洗完澡后换了件公署忌讳的绯霞色杭纺无袖旗袍。旗袍的左胸襟她自己精心绣了一束繁茂的白色素花，更映衬出衣服的高雅华贵。这是她最喜爱的一件旗袍，多年来舍不得穿。今晚由于心境好，也是女儿家的爱美之心作祟，趁夜深人静之时，穿到身上供自我欣赏，不曾想让“崇尚朴素”的蒋专员撞了个正着。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收回两手，摩裟着桌沿，低头不语，意在等待着蒋经国的发落。
而这时的蒋经国，凝睇着章亚若那用绸带束起的乌发，那象牙般光洁颀长的脖颈，那浑圆匀称的臂膀，与其身上所着的旗袍很浪漫地衬出的古典东方淑女的风韵，不由得使他联想起了“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的佳句。蒋经国非但没有责备章亚若，反而对她发出由衷的、不掺一丝轻薄的赞美。章亚若见蒋经国称她美丽，便不再担惊受怕，怯怯地偷看了他一眼。蒋经国恢复了专员的常态，诚挚热情中不乏居高临下地对章亚若说：“章亚若，这两个月我注意到你变了，变得朝气蓬勃，明快自信，大家对你的工作也都很满意，抗日动员委员会需要个精明能干的文书，我想安排你去干，你意如何？”章亚若立即点头应允，眼眶竟湿润了。桀骜不驯的她此时有一种“皇恩浩荡”的暖流冲撞心头的感觉。
做文书工作期间，章亚若进一步展现了自己的才气，令蒋经国更加对她刮目相看。
有一次，蒋经国为找章亚若解释一点误会到了章亚若和其母亲共住的房子里，章亚若将其让到自己的闺房里小坐。蒋经国看到她的闺房很小，一张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就满了。但因布置得淡雅素洁，小卧室却不显拥塞。海青色的罗纱帐中斜挂一支洞箫，海青色的床单被褥一尘不染;墙上挂着花鸟真幅，一树李花极繁茂，充满了生机。尤其是蒋经国看到桌子上摊着笔墨纸砚，章亚若积墨画的一幅芭蕉下一只毛茸茸的鸡雏觅食的国画墨迹未干，不胜惊讶。他当时便不无夸赞地对章亚若说：“那封求职信让我发现你字写得有功力，那夜发现你京剧唱得蛮有韵味，今日又发现你国画画得颇有意境，看来你就像一口蕴藏丰富的矿井，总让我的发掘有新的收获。”
不久，蒋经国又把章亚若送到设在赣州效外赤株岭的“三青团江西团支部干部训练班”学习。当蒋经国把要章亚若到“青干班”培训的决定告诉章亚若时，原以为她会“谢主隆恩”高兴至极，可不曾想她只是惊讶，却没有惊喜。她对蒋经国说，她没有参加三青团，也不太懂政治，只知做人要正直、清高……听了她的话，蒋经国便对她讲，第一期青干班学员是百里挑一的，他可以给她做参加三青团的介绍人，青干班的条件就是：做官的莫进来，发财的滚出去。这与正直清高是不相矛盾的。就这样，章亚若参加了“三青团赤株岭第一期干训班”的学习。
如果说刚开始章亚若到赤株岭参加培训是出于对专员蒋经国的尊重依顺，而到了以后那里朝气蓬勃的生活，倒使她感觉应该谢谢这位蒋主任，她实实在在不后悔这原本没有独立意志的抉择。她那句“不太懂政治”的真正含义是“鄙视政界”。政界那些人，好似“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密，急攘攘蝇争血”，全是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功名利禄之徒，根本没有什么忧国忧民之心。她崇拜蒋经国，就是因为此时他是“出污泥而不染”，在政治上能够标新立异，肯于实实在在地为民众办几件好事，在赣州的地面上树起了“蒋青天”的形象。她没料到在这个赤株岭还有一片净土，真正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蒋经国亲率他们这些学员学习锻炼，寓教于乐，收效甚大。参与其中，章亚若仿佛又找回了中学生时代的感觉。也就是在这段时间，蒋经国与章亚若彼此之间的爱慕关系有了发展，局外人从旁已可看出端倪。
“青干班”学习结束，返回公署，蒋经国便将章亚若分配到专署秘书室工作，主要帮着蒋经国处理与工作有关的事务，如蒋经国接见民众时的记录，陪同蒋经国察访民情，搜集整理各类信息资料，接送官员等等，实际上就是蒋经国的专职秘书。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蒋经国与章亚若无论私事、公务，几乎是形影不离。
由秘密到公开的恋情
蒋经国在赣南的形象是靠“赣南新政”树立起来的。在当时，他的举动的确赢得了一班热血青年的真心敬佩与拥戴。但是，由于蒋经国的特殊身份及早年在苏联时曲折坎坷的经历所塑造出的喜怒无常的冷僻性格，虽然也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称兄道弟、谈古论今，但是真正能够令蒋经国不戴面具、解除防备、纳入自己的内心世界，共品不可对外人张扬的喜怒哀乐，并以真诚相见，视为心灵慰藉的红尘知己，只有章亚若一人。
按理，蒋经国已有妻室儿女，并且也不是个感情很随便的人，不该在他身上发生婚外恋的现象。章亚若也已知蒋经国有家庭，不该充当第三者，破坏他人的家庭。但感情这种东西是说不清楚的，在它的左右下，人们的有些做法是同伦理相悖的，可细琢磨，也确有一些成分是能够引起人们寄予理解和同情的。
蒋经国之所以对章亚若有好感，不仅仅是她的相貌，更主要的是她的善解人意和女人特有的温柔。蒋方良虽然对他挚爱有加，一往情深，但毕竟是外国人，她的思维、她的生活习惯虽然到中国后有了较大的改观，但不能从根本上转变。蒋经国身处逆境、落魄俄国时，由于特定的环境，蒋经国得到芬娜的爱已经是天大的满足。当他入主赣州、官场如意时，蒋方良在这种情形下仅仅给他生活上的照应显然是不够的，他还进一步需要感情上、事业上的丰富和帮助，而这些蒋方良是做不到的。
蒋经国与儿子
章亚若的出现，弥补了蒋方良身上的许多不足。她秀外慧中，以知识女性所特有的细心与敏锐，窥视出蒋经国这位赣州民众心目中无所不能的“英雄”人物内心深处的孤独与寂寞。她以自己的技艺才华与善解人意的品行，成为蒋经国工作上的得力助手，同时也成为蒋经国在一定阶段感情的寄托和个人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助。再加之章亚若是个纯粹的东方女性，与蒋经国同族同种，无更大的语言和思维意识的差距，更方便沟通。在蒋经国的心目中，章亚若似乎比蒋方良更完美，两人的内心世界更接近，所以对她产生了爱恋。
而章亚若，在当时已是个敢于冲破旧的礼教，追求个性解放，具有新潮意识的女性，她是同在与蒋经国共处的过程中，被其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和非凡的魄力、才干所吸引，对其由开始的钦佩、好感转为爱恋。虽然她也曾为涉足蒋经国的家庭而感到内疚过，但最终还是情感占了上风，没有从这婚外恋中拔出。
蒋经国与章亚若初恋之时，双方都想保密。但是，天长日久很难做到无蛛丝马迹。章亚若进赤株岭“干训班”学习，蒋经国亲自安排三青团大队长欧阳钦和公署王修鉴共同陪送，当时就引起敏感者的关注，猜测出其中的微妙。
章亚若的同学、好友桂昌德当时也是“干训班”一期的学员，与章亚若同屋相住。受训期间的某天黄昏，章亚若曾眼泪汪汪、失魂落魄地向她诉说，她怕自己记载爱慕蒋经国的秘密日记与信件遭同学偷阅，传扬出来，惹上麻烦。
当时专员公署的同事也曾说蒋经国与章亚若的关系有时情不自禁地就流露出来，使旁观者一目了然。
蒋经国喜欢在公忙之余与同仁好友把盏相聚，有时候难胜酒力，往往醉倒。原来，他无论怎么喝，都无人敢劝止，大伙也不扫他的兴，陪他饮到底，哪怕是烂醉如泥。然而，自从饭桌上加入章亚若，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每当秀气的章亚若轻言婉语，笑盈盈地低声劝蒋经国为健康着想，少饮酒时，蒋经国不但不恼，反而依言放下酒杯，不再喝了。那些同仁们看到这位赣州民众眼中自信、独立的钢铁强人，竟然在章亚若的浅笑轻语下变得这样服帖顺从，就不难查觉出其中的奥妙了，尤其是那些有过情场阅历的人，更知道“伟大的力量来源于深深的爱”。
徐君虎离开专员公署后，漆高儒继任他的职务。他曾撰文忆述蒋经国和章亚若热恋时的场景。
当时章亚若家住在赣州城江东庙附近的一幢旧式宅院里，几乎每隔一两天，蒋经国都会在夜幕降临后造访章家，周锦华也深晓其中玄机，不准任何人打扰他们。漆高儒还曾应蒋经国之邀，在章亚若的闺阁内共同用过餐。他说，在感觉上，那是蒋、章两人共乐的小天地，只是作为下属，面上他不便深问。
桂昌德还说过章亚若曾一度以家庭教师的名义出入蒋府。当时的蒋介石和宋美龄住在重庆，有时蒋方良离开赣州赴重庆探望公婆，在这个时候，章亚若便奉召到花园塘的蒋经国专员官邸帮忙照顾蒋经国的两个孩子，并在那里留宿过夜。
章亚若的妹妹章亚梅曾透露，她从姐姐章亚若口中得知，在蒋经国与章亚若的恋情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蒋经国对章亚若有个承诺，即选择适当时机，偕同章亚若去溪口探望生母毛福梅，让毛福梅认同他们两人的关系，给章亚若一个正式的名分。章亚若对蒋经国的这个“打算”很是感动。然而，天不遂人愿，章亚若在赤株岭的“干训班”学习还未结束，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却在溪口遭日本飞机轰炸遇难。毛福梅的猝逝，彻底断绝了章亚若拜见毛福梅，以寻求公开她与蒋经国之间恋情的希望。
可能是出于对章亚若“身份”无法公开的一种补偿，蒋经国虽然未对外正式承认他与章亚若的恋情，但当两人情感发展到高潮时，他已不忌讳在亲朋好友面前，公然以行动证明他与章亚若的特殊关系。不论有无“婚约”，蒋、章两人的婚外恋情发展至此，已是专员公署上下心照不宣的“公开秘密”。蒋、章之间私下的称谓是蒋为“慧风”章为“慧云”，充满浓浓的爱意，双方都陶醉于欢乐的情感中而无法自拔。
面对父亲的“忠告”
就在蒋经国同章亚若在甜甜的爱河里荡舟戏水，享受人生之时，蒋介石一纸电文，将儿子召到重庆。
蒋经国的婚外恋，不会有人来惩罚他。但是由于他的地位及家庭背景特殊，稍有不慎，就会引起公众纷纷议论。按惯例，儿女私情，婚外恋情既是长久不衰的永恒题目，也是最易败坏名誉的材料。处在热恋中的蒋经国，不会不明白这些道理，只是在情起这时，理智难以战胜情感，把握不住自己而已。
而作为父亲的蒋介石，他对长子蒋经国寄予了无限的期望。有一天他老了，力不从心了，他要将手中的大权交给蒋经国，要靠这个长子“世袭王位”，光宗耀祖。现在蒋经国正在进行从政实习，是打基础的时候，如在此时就沉溺于女色，不顾影响，将来何以能成大事？所以他就要干预了。再说，儿子已有家室，已有了个贤惠并被他这个公公首肯了的俄国妻子，怎么可以再和别的女人恋爱，实是名不正言不顺，有辱蒋家门风，而现在他们父子所处的地位是一定要考虑这些影响的。从这个角度讲，他也不会认可儿子在赣南的这出婚外恋。
蒋经国原以为蒋介石在千里之外，不会知道他在赣南的风流韵事。当到了重庆，做父亲的蒋介石单刀直入点出这件事时，他便怀疑是自己的妻子蒋方良来重庆探亲时披露的，结果蒋介石说他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冤枉了贤良宽厚的蒋方良，说完就将由赣南转来的几份信函摔到蒋经国面前。看后，蒋经国才知道是因他在赣南的举动树敌过多，积怨甚深，那些小人借题发挥，添枝加叶直接发隐名信给“老头子”，把他给告了。
既然事情已捅破，蒋经国索兴一不做二不休，想争取父亲的同情和理解，认可他同章亚若的关系。
可无论蒋经国如何替自己辩解，替章亚若求情，也动摇不了父亲的决心。当他讲到想同蒋方良分手娶章亚若为妻时，蒋介石拍案训斥：“我问你，方良有什么不好？论其品行，要在你之上。女子无才便是德。方良的贤德有目共睹，你怎敢将她抛弃？她为蒋氏门庭连生三子，那是她的功德;勤谨持家，抚养儿子，那是她的贤良;与你结盟于水火，不计贫贱，并万里迢迢随你来中国，那是她对你的殊恩。你怎么能没有良心抛弃她而另寻新欢呢？”一席话竟说得蒋经国无言以对。
蒋介石反对蒋经国和章亚若来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章亚若有过8年婚史和两个孩子的这段隐情。当时为了怕影响到社会上求职，章亚若对外界隐瞒了这段历史，并告诉两个亲生儿子不要喊她妈妈，而是以“姨”称之。她到蒋经国的专员公署求职时，也没有将这段历史公开。等到她与蒋经国已萌生恋情时，才告知了蒋经国。作为一个地道的中国男人，不能不受传统道德和世俗偏见的熏染，蒋经国当时也有瞬间的愣怔，但眨眼即逝，由于对她钟情太深，感觉不能舍弃她，也就没太在意她的过去。而蒋介石则认为：一个女子，无论她出身贫贱，相貌美丑，文化程度高低，最要紧的是一个名声。一个结过婚，有过孩子的女人，还跟别的男人搅在一起，显然是违背三从四德的，也就不是一个好女人。
这时的蒋经国，不是很容易地就能听进父亲的“忠言”的，他想方设法欲保住同章亚若的关系，可又无法说服蒋介石。情急之下，他对蒋介石说：“父亲，当年您到中年的时候，不也发生过感情的裂变吗？本来母亲也是好好的，可您为什么要抛弃她和宋美龄结婚呢？您对自己的事可以容忍，为什么对我的事情就不能理解呢？”
蒋经国的话刺疼了蒋介石，他气得脸色铁青，挥动着拐杖对蒋经国说：“当年我和你娘离婚再结婚，那是革命的需要！如果没有你继母宋美龄对我多年的支持，没有她在关键的时候替我到美国求援，我的革命大业就根本成功不了！你和章亚若结婚同方良离婚难道也是革命的需要吗？”是啊，自己同章亚若的婚外恋有父亲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吗？如果没有这样的理由，又该如何达到保护关系的目的呢？蒋经国此时是无所适从。
蒋介石火归火，但并非是一火了之，最终他的目的是要儿子勒马回头。他也知道这种儿女私情一旦痴迷了，不是立马就能解脱的，除非采取极为强硬的手段不可。于是他压住火气对蒋经国说：“你的身份不容许存在感情二字，婚姻得服从政治。况且这婚外的拈花惹草之事，更得服从政治。你要以前程为主。儿女情长，又岂能成其大事？如你能在赣州摆脱那个章姓女子便罢，如还与她明来暗往，我就下令给熊式辉，将你调出赣州！”
蒋介石的这招确实灵验，蒋经国再怎么痴迷，他也决不会为女子而放弃美好的前程。何况他在赣州已打开局面，人们有口皆碑，他怎么会舍得离开呢？而对其父，他也深知其威严的厉害。在当时的环境里，他一手遮天，哪个为官的敢于和他抗衡呢？如果不听他的警示，真发一道命令到江西给熊式辉，姓熊的就是有一百个不愿意也得奉旨行事啊。如若抗旨不遵，就等于玩火自焚了。到这个关口，蒋经国赶紧向父亲表示承认错误，断绝同章亚若的关系。
从重庆回到赣南，蒋经国处于极度的苦闷中。他虽然在重庆当着蒋介石的面保证与章亚若断绝关系，可回到赣州，当章亚若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时，让他提出与她断绝关系，谈何容易，更何况这时的爱情已有结果，章亚若的肚子里已怀上了他的“龙种”。虽然章亚若几次追问他重庆之行的结果，但他都把父亲的苛责守口如瓶，不敢泄露真情。他在努力寻找既能使章亚若不受损害，又可以对父亲有个交待的两全之策。
后来，蒋经国终于想出一个自以为可以两全的方案，即把章亚若由赣州秘密送往广西桂林。蒋经国有一个好友叫陈星吾，当时在广西大学任教，平素无涉政治，可以以私事相托，让章亚若离开目标过大的赣州去桂林陈处待产，在那里让章亚若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孩子生下来。待章亚若到桂林后，再找一位女友女扮男装，与章亚若摄一定婚全影，寄回她曾经供职的赣州专员公署，故意让大家传看，以在赣州造成章亚若在外地与他人订婚的假象。蒋经国这样做，一可以保全自己的脸面，堵一些人的嘴，二可以对重庆的父亲有个交待，给其造成事实上他与章姓女子一刀两断的印象。
章亚若赴桂林之前，蒋经国特意为她在饭店摆了一桌饯行酒席，被邀请赴宴的均为章亚若在“干训班”及专员公署关系比较好的同学、同事。席间，蒋经国、章亚若全然以男女主人公的姿态款待各位来宾。这个安排，应该说是对章亚若极大的“礼遇”，也意味着蒋经国对怀有身孕的章亚若所处地位的一种肯定。
饯别晚宴的第二天，蒋经国即请亲信王制刚和章亚若的女友桂昌德陪着章亚若上路赴桂林。等到桂林后，先在“大华饭店”暂住了几个星期，然后就搬进位于丽泽门外的狸狮路的陈星吾家。陈星吾专门为章亚若准备了一幢出入方便的平房。其地理位置隐蔽，一点也不引人注意;三面环山，也容易躲过日本飞机的空袭。另外，蒋经国与广西省民政厅长邱昌渭也有交往，私下托付邱昌渭夫妇平日也代为帮忙照料。
章亚若魂断桂林
章亚若到桂林后，一改在赣州的活跃风格，隐姓埋名，深居简出，宁静地等待着产期的来临。平日交往的朋友，大都以“蒋太太”称呼她。偶尔有人私下称呼她为“二夫人”，她也不介意。
远在赣南的蒋经国放心不下远在他乡的恋人，每隔两三个星期都要想方设法赶到桂林探望自己的“地下夫人”。蒋经国每次去桂林探访章亚若，大都以公务赴重庆，途经桂林为借口，以避开外人的耳目。而且，为进一步防止行迹泄露，蒋经国抵达桂林后，通常并不直接奔赴章亚若的住地，而总是将所乘汽车停在狸狮路百余米之外，再步行而至。一般留宿一夜，次日一早即辞。每次小别重逢，他们的柔情蜜意胜似夫妻，互相间总是有说不完的心里话。虽然每次相聚时间很短，但两人的感情却与日俱增。章亚若居住桂林的八九个月的时间里，这样一次又一次的相聚，是她在异乡生活的最大企盼。
为了谨慎起见，章亚若与蒋经国之间的信函往来，均以化名相称，蒋经国叫蒋慧风，章亚若叫蒋慧云。
1942年正月二十七早晨，章亚若在广西省立医院妇产科一胎生下了两个男婴。由于比预产期早约两个月生产，不足月的小婴儿一出世就被送进保温箱中。7天后，才出院返回狸狮路居住。
孩子生下后，章亚若立即让桂昌德打电话给蒋经国报告喜讯。蒋经国得知双生子顺利出世的消息，十分兴奋，立即赶到桂林看望亲生骨肉。当大家让蒋经国猜猜双胞胎谁大谁小时，蒋经国竟准确无误地指了出来，目睹这般父子天伦，章亚若甚是开心。
章亚若因自己客居之所位于狸狮路，她便将路名拆开，为两个孩子分别取了个小名“狸儿”和“狮儿”。可蒋经国端详过这两个脑袋如巴掌大的小宝贝，笑呵呵地叫两个儿子为：大猫、小猫。这样，双胞胎就得大毛、小毛的乳名。以后，不仅父母、亲友这样叫他们，自懂事起，这两兄弟也一直以大毛、小毛自称。
双胞胎兄弟满月时，蒋经国特地从赣州赶来，按照江浙一带的风俗，为孩子过了满月。同时，按照蒋氏宗谱，为两个孩子取大名：蒋孝严、蒋孝慈。
蒋孝严和夫人黄美伦
章亚若与蒋经国的恋情维持有三四年的时间，但她在蒋家仍无名分。由于蒋经国未把蒋介石对他们这桩婚外恋的态度告诉章亚若，所以，她根本不知内情。当时让她到桂林去，蒋经国只是对她说，她现在已经怀了孩子，可他们彼此暂时还没有名分，如果几个月后她的肚子大起来，并且要在赣州生产的话，那他们彼此脸上都不光彩，并且还要影响到他这个专员是否能做下去，为了日后能够长久，她必须先到桂林去，待孩子生下后再说。所以，此时的章亚若企盼着事实上的公公蒋介石承认和接纳她。然而，重庆方面却迟迟不肯表态。眼看两个孩子日渐长大，章亚若对名分问题也日益焦急。
实际上，除了名分以外，这段时间章亚若在其他方面的生活都是很优裕的。双胞胎出生后，蒋经国又把章亚若的妹妹章亚梅送到章亚若身边帮助照顾孩子，章亚若除了给孩子喂奶外，不用为孩子太操劳。双胞胎出生后，蒋经国到桂林的次数比原来增多，每次来到，都是对章亚若母子关怀备至。随着儿子的成长和蒋经国的定期探望，章亚若过着很幸福的家庭生活。邱昌渭等还是一如既往地关心和帮助她。蒋经国给了她一枚私章，有什么需要办和需用什么东西，只要盖上蒋经国的印章即可差人去办理，畅通无阻。因此，她根本用不着为生活所顾虑。惟一的心病，就是与蒋经国不是名正言顺的夫妻，她的身份在蒋家得不到肯定。
后来，蒋经国再到桂林时，章亚若便用柔情加泪水催促他想办法早日将两人关系合法化。蒋经国又何尝不想将他们之间的关系合法化，只是为父的警示在先，他是无可奈何。可他又不能对章亚若明说，只好用言语搪塞，让章亚若给他时间，容他想一个妥善的办法。蒋经国此时的所谓办法，只不过是给章亚若开了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借以麻醉章亚若，稳定她的情绪而已。
一段时间内，章亚若见蒋经国还无法解决她的名分问题，便做了另外的打算。她开始请家庭英语教师学习英文，准备一旦蒋经国无法解决母子三人的地位问题，就带两个儿子远走异邦。并且，她还向蒋经国明示，她不想也不能做他的“外室”。
这个时期，蒋经国对如何处理这段婚外恋及两个私生子问题，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隐藏久了不是办法，可又不能公开，颇感棘手。另外，蒋经国在赣南的从政实习，既给他带来很高的声誉，同时也得罪不少人，责难声四起。为避风头，蒋介石已打算将儿子调离赣州。作为蒋经国自己，为求更大更快的发展，也准备将活动重心移至重庆。在这种微妙的情况下，任何一点风波，都会给别人落下口实，而对蒋经国的仕途产生负面影响。此时的章亚若的名分之争，无形中给蒋经国造成“很不适当的压力”。
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恰在此时，天降“祸”于章亚若，赐“福”于蒋经国，随着章亚若的暴病死亡，蒋经国棘手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那是1942年8月的一天，章亚若应一朋友之邀出去赴晚宴，让妹妹在家里照料两个孩子。半夜时分，章亚梅才听到章亚若返家的声音。章亚若回家后，便上吐下泻，腹痛难忍，翻来覆去睡不着。章亚梅见此情形也没办法，眼睁睁熬到天亮，赶紧想办法通知了桂昌德。
由于头天晚上桂昌德的哥哥桂昌宗正巧来广西办理公务，她前去探望，所以没有按以往的惯例陪同章亚若去赴宴。她是接到章亚梅的通知后，才急忙赶回狸狮路，并亲自将章亚若送往医院。桂昌宗接到妹妹桂昌德的电话，得知章亚若急病住进医院，便也立即赶到医院探望。他到医院后，见章亚若已平静地躺在急诊室的病床上，脸色虽显得有些憔悴，但精神蛮好，妹妹昌德陪坐在病床边。正听亚若说着什么。章亚若见到他，便也请他坐下一块儿聊聊。这时，护士告诉病房中只可留一人作陪，桂昌德便退了出去，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等候。
桂昌宗坐下同章亚若聊了几句，章亚若就说到她“地位”未定的境遇。提到这个话题时，章亚若黯然神伤，泪水盈满眼眶，她对桂昌宗说：“我并不贪羡荣华富贵，可是我不能再在这种阴晴不定的天日中生活，孩子们是要长大的，我不能让他们的身世不明不白，我不能一次又一次地对不起孩子。”对于章亚若所谈及的，桂昌宗只能表示理解和同情，可他又不能说什么。
过了一会儿，一个姓王的男医生拿着注射器走了进来，先试着注射章亚若的右手臂，结果没扎进血管，他便绕过床，在章亚若的左手臂打了一针，这一针扎得迅猛准确，章亚若一颤，齐整的上牙咬住了下唇，却没吱声。王医生拔出了针。章亚若揉着手臂打过针的地方。可就在医生刚跨出病房时，章亚若突然断肠般地尖叫：“哎呀！不好了！黑……黑……我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随即昏迷过去。
桂昌宗被突然发生的情况惊呆了。他本能地冲出病房，呼喊着医生救人。医生、护士很快聚满了屋子。这时，有位医生说抢救要用冰块，叫桂昌宗赶快到街上去买一袋。等桂昌宗东跑西奔，大汗淋漓地买到冰块，约半小时后再回病房时，章亚若已是气若游丝了。惶惶间，桂昌宗熟识的广西省立医院院长走到他身边，交给他一张病危通知单，上面写着“血中毒”三个字。几分钟后，主治医生宣布急救无效，章亚若已死亡，尸体送往太平间。
虽然说章亚若的突然死亡，在客观上帮助了蒋经国，不至于给蒋经国在政界和仕途上造成什么不利影响，可在主观情感上，蒋经国是不希望章亚若离开这个世界的。听到章亚若死去的噩耗，蒋经国痛苦万分，他曾想亲赴桂林奔丧，后来经身边亲信的劝阻、开导，他才没有成行，派好友王制刚到桂林处理丧葬事宜。王制刚赶到桂林同邱昌渭按照当地风俗，在凤凰岭下择了一块“百鸟朝凤”的风水宝地，安葬了章亚若。
当桂昌德从桂林来到赣州，将章亚若的遗物面交蒋经国时，这个刚强的男人睹物思人，竟双手颤抖，一言不发，眼泪滚滚而下……
章亚若去世了，还有两个孩子。从内心讲，蒋经国很喜欢他们，但自己缺少抚养孩子的条件，宋美龄不会要，蒋方良也不会要。无奈，蒋经国只好求助于章亚若的母亲，请她与章亚若的妹妹一起照顾这两个可怜的儿子，念及与女儿、外甥的骨肉情分，周锦华二话没说，就将两个孩子抱到自己的怀里。孩子长到4岁入托时，征得蒋经国的同意，改姓章。1949年，年仅8岁的章氏兄弟及外婆被护送到台湾。
关于章亚若的死因，至今依然是个“谜”。有的说她产后体弱，抵抗力下降所致;有的说是她当晚饮食不卫生引起的;还有的怀疑是“蒋老先生”给“小蒋先生”派来“保驾”的“情治人员”自作聪明，盲目护主的愚忠行为;更有甚者说是蒋介石派人秘密处置了章亚若。桂昌宗、桂昌德二人亲历章亚若暴亡的前前后后，也认为蹊跷处甚多，怀疑是谋杀，但这些都属于推测，无有力的证据。最起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谁能够提出雄辩而无懈可击的事实来足以证明这一点。
挑开了说，关于这个历史遗留的“悬念”，只有蒋经国本人可以极其清楚地揭开它的真实“谜底”。既然蒋经国有生之年有意尘封这段往事，那“章亚若之死”的内幕欲大白于天下，可就是难上加难了。无论如何，蒋经国与章亚若的赣南婚外恋，终因章亚若的死亡，而在表面上划上了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