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7年10月10日，正是辛亥革命第七周年国庆纪念日，在这一天，中华民国的新一任总统徐世昌上任。按照历届总统就职的惯例，新总统要委托秘书长代读上任的宣言书，徐世昌也不例外。
宣言书读完，就职典礼即宣告结束，冯国璋的使命告一段落，徐世昌开始上台表演。
徐世昌向来把息事宁人当成口头禅，当然是主张和平，不愿再交战，与段祺瑞的政策大相径庭。段祺瑞此时也不再留恋，当即递交了辞职书，送进总统府。徐世昌虽然无意挽留，但表面上还是要周旋一番，随后批准了段祺瑞的辞职，改命内务总长钱能训暂且兼任，而参战督办一职，仍然留给段祺瑞。段祺瑞也不再谦让，从此一心专注于参战事务。
徐总统与钱代总理开始处理政务，设法平息战争，争取南北统一。没多久，北方传来情报，说俄国的过激派新政府，与俄国远东总司令谢米诺夫发生了摩擦。谢米诺夫属于旧党，不服新政府的命令，所以双方交战已近两月，谢米诺夫连战连败，退到大乌里，准备进入蒙古境内，俄国新政府的军队则步步紧逼，即将打到外蒙古。所以驻扎在库伦的办事大员陈毅，电告中央，请求派兵防守。经过商量，徐世昌命黑龙江、吉林两省的军队，和察哈尔特别区域的守兵，在中俄边境布防。
南方军队自从组成军政府后，一直与北方政府分庭抗礼，总统徐世昌和代总理及各部总长联名通电，和南方商量停战的办法。
此时，发生在欧洲大陆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临近尾声，德国和奥匈帝国一败涂地。此时正是中华民国7年10月的中旬，也就是徐世昌当选就职的时期。
在广东方面，非常国会听说北方新选了总统，当然要起来反对，于是在双十节的前一天，特别召开两院联合会议，决定方针，暂时委任广东军政府代行国务院职权，所有总统选举事宜，一律从缓举行。广东军政府立即召开政务会议，承认国会的议决案，代行国务院和大总统职权，然后通告全国。
这样一来，南北两方就形成了水火不能相容的局势。北方的徐世昌苦口婆心地劝告，结果也是枉然，丝毫不见成功。徐世昌不肯罢休，又想从外交上着手，于是联络了美、英、法、日、意各国，从中调停，力求南北统一。外人虽然赞成中国和平统一，但也只是说说而已，又不能贸然干涉，因此还得靠徐世昌自己去努力。接着，徐世昌再次下令，命令前线的军队马上停战。
话虽然说得漂亮，态度也非常感人，但总归是纸上谈兵。那些已经杀红了眼的南方军队，哪里肯就此罢手？后来，美国公使也出来帮忙，命令广东的美国领事向广东军政府提出建议，劝他们停止战争，谋求统一。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广东军政府这才命令前线各军，一律休战，和北方政府举行和谈。在北方，政府已经准备委任江苏督军李纯主持和谈事宜。李纯一直追随冯国璋，向来主和。他和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称为长江三督，与主战派一向不和。此次徐世昌政府鼓吹和平，李纯当然同意，所以与中央往来的文件，除例行公事外，多半都是协商和平的办法。
不过，在选择和谈的地点上，南北双方又闹起了意见。和谈的地点虽然尚未决定，不过和平的空气总算鼓动起来了。中外人士都认为和平在望，再加上欧洲战争已经结束，协约国最终取得了胜利，中国虽然没有出兵，也觉得十分光荣。
从民国7年11月28日到30日，全国上下举行庆贺协约国胜利大会，大总统亲自到太和殿举行阅兵礼。这几天里，北京城热闹非凡，火树银花，处处笙歌，仿佛过节一般。
英、美、法、日、意五国公使，奉本国政府的训令，愿意为中国南北调停议和，先是提出劝告书，递交给北京政府，又向广东军政府送达了倡议书。
接着，徐世昌立即通电各省，召集各省督军到京开会，商议办法。于是，沈阳督军张作霖，安徽督军倪嗣冲，河北督军曹锟，吉林督军孟恩远，湖南督军赵倜，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陈光远，山西督军阎锡山，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绥远都统蔡成勋等人，先后到达北京。总统徐世昌在集灵囿四照堂里，率领全体国务员和参战督办段祺瑞，举行会议。
各位督军列席讨论，当初因党派不同，有的主战，有的主和，此番因内外的压力太大，主战派不便坚持，只好见风使舵，表示同意和谈。就连一向倡议平南的段祺瑞，也认为久战无益，不得不更改了自己的初衷。
当时，议定了五条政策：一是停战撤兵;二是应付外交;三是处理爆发战争的地区的善后工作;四是约束军队的办法;五是整理财政用途。讨论了大半天，才将议决通电各省，各位督军亦陆续出京，各守原职。
熊希龄、汪大燮等人为了和协约国联络感情，特地在北京发起协约国国民协会，组织就绪，推举熊希龄为会长，汪大燮及法国人铁士兰为副会长。又在总统府中特设外交委员会，令汪大燮为会长，熊希龄等为委员，调查审议对外事项，各大部门都要派遣事务员入会。此外如全国省议会、商会、教育会，也纷纷推举代表，师组织全国和平联合会，于民国7年12月18日成立，宣告天下。
到现在，朝野上下一致言和，局势似乎在一夜之间就转危为安了。但是，人们往往有口无心，虽然说得天花乱坠，却未必真能履行诺言。况且各省的军阀意气用事，不顾国家利益，专顾自己，一做了督军，便成了富翁，百姓自然不能过问，就连中央的财政部，也不敢彻底清查，只好装糊涂了事。
中央政府只有支出，没有收入，叫他如何支持？所以徐总统就职以后，仍然靠借债度日，什么电话借款，什么纸币借款，表面上是为了整顿实业，由财政、交通两位总长出面，东挪西借，还以各种公债名义向人民借贷，不一而足。自民国成立以后，历年的借债除外债不计外，积欠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的款项，已经多达八千万以上，渐渐导致两家银行周转不灵。到了民国七年的残冬，两家银行支撑不住，财政部无计可施，只得再向国民借贷，发行短期公债券，结果还是苦了平民百姓，富了那些达官贵人。
总统徐世昌为了救急，也只能同意。无奈国库空虚，民财耗尽，这种公债券有名无实，不能使用。
再说钱能训代理总理两个月后，总统便向参众两院提议，让钱能训正式出任总理。两院照例举行投票，钱能训得了多数票。徐世昌当即下令，任命钱能训为国务总理。
钱能训正式上任，自然要重组内阁，继续兼任内务总长。外交总长一职，亦由原来的陆徵祥担任，因为陆徵祥还在法国开会，暂时由次长陈箓代理。司法总长朱深，教育总长傅增湘，海军总长刘冠雄，都没有变动。交通总长曹汝霖免去财政总长的兼职，另外任命龚心湛为财政总长，撤去陆军总长段芝贵的职务，改用靳云鹏出任。
新内阁组成后，再处理外部事务，派外交委员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四人赴欧洲，和外交总长陆徵祥一起参加巴黎和会;一面令朱启钤南下江宁，作为南北会议的全权代表，会同江苏督军李纯等人，开始议和。广东军政府也推选了政务总裁唐绍仪，做南方的总代表，到上海举行和谈，死活不肯到江宁。双方在举行和谈的地点上，又费了一番口舌，最后经江苏督军李纯调停，请朱启钤前往上海，答应南方的请求。
此时，已经是民国8年(1919年)的2月了。
几天后，江苏督军李纯正在迎接会议办事处的干事，总代表朱启钤也前来拜会。李纯站在门口迎接，一不小心，脚下一绊，顿时从台阶上跌了下来，伤得不轻。大家见此情形，只得匆匆告辞。
到了下午，李纯的伤势开始加重，服了一点药，也不见好转，只得暂时放下手上的工作，请假静养。过了七天，疼痛虽已减轻，举动还没有复原，一直拖了半个多月，才稍稍减轻了一些。在这段时间里，总代表朱启钤等人已经到了上海，借昔日德国总会作为会场。2月20日上午，南北总代表带着各位分代表，莅临会场，两派齐聚一堂，都是一些老相识。
会议开始后，先由南方总代表唐绍仪发表宣言，随后由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发表宣言。宣言结束后，两位总代表与各位分代表均起座，对着国旗欢呼：中华民国万岁！和平统一万岁！然后闲谈了一阵，吃了一会儿点心，喝了几口茶，便散会了。
